近年来，“顶层设计”成了一个时髦用词，但明显有意义泛化的迹象，似乎大大小小的改革举措都需要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有的地方和部门对于面前的矛盾和问题甚至无动于衷，坐等上面的顶层设计。
　　重大的战略性改革框架和改革路径等，的确需要依靠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并非提供具体细微的执行方案。顶层设计并不排斥也不应排斥中层设计甚至基层设计，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呼应的。顶层设计有时甚至需要依靠其他层面的设计及其实践去推动、完善。下面笔者以上海股市诞生、发展的案例来予以说明。
　　改革开放之初，上海涌现了大量的新办集体企业。这些企业属于当时的体制外企业，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只能到计划外去寻找。于是，这些企业便向民间集资，向职工集资。作为集资“凭证”的各种各样的“股金券”、“内部股票”就出现了。
　　简单、粗糙的发行制度，后来逐步被更为公开、更为规范的发行制度所替代。 1984年11月13日和1985年1月2日，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分别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从而股票公开发行的制度安排得以确立。
　　无论是规范的股票还是不规范的股票，持有人出于资金周转和规避风险的需要而逐渐产生了转让需求，有些人甚至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自发转让。这种转让造成的隐患使管理层无法袖手旁观。于是，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就规定：持有人要转让需自找对象，并到代理股票发行的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办理转让手续。 1986年9月26日，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始成立并接受股票买卖委托，也就是股票持有人不需要再自找交易对象了。从此，上海有了新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
　　伴随着股票交易和国库券交易的日益活跃，规模日益壮大，市场日益强烈地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证券交易平台。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并于12月19日开业。上海股市由此实现了集中、统一的电脑配对交易。
　　纵观上海股市乃至新中国股市孕育和诞生的艰难历程，可以发现，它并不是顶层设计的产物，而是一个自发实践的、带有鲜明的市场导向性质的计划外产物。至少在那些不够规范的 “股金券”的发行和股票的私下转让时期是如此。
　　股票和股市作为非顶层设计的计划外产物的结论，还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到支持：一、交易所成立以前和运行初期发行和交易的股票，基本上来自计划外企业；二、自1984年公开发行股票后，民间要求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呼声就一直未间断过，管理层直到1990年底才打破顾虑正式设立证券交易所，且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为了满足国债的交易需求；三、对股市初期的管理是由人民银行负责，而没有及时更未提前 “设计”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股市的诞生属于市场导向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经济活动主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现在人们所说的顶层设计及其实施，则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制度经济学中，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不仅是相容的，而且是相互促进的。新中国股市便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后，催生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一个典型制度演进案例。或者说，后来关于股市的许多顶层设计，最早是来自于企业和金融市场一线相关人员的实践创造活动。所以，顶层设计也需要其他渠道设计和民间改革创新的补充、呼应及支持。
　　我国农村的改革也是如此。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创举，在一开始也并非来自顶层设计。改变商业形态、引起商业革命的电子商务，发展初期也是民间弄潮儿和创新者发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甚至一开始还受到传统商业模式下既得利益者的阻挠。
　　当然，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成功，往往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呼应和支持，顶层设计应该容纳、整合各种改革举措。全社会应有鼓励改革、宽容创新的环境和氛围。例如，金融票据的收藏品表明，在改革开放前，一些企业和单位也发行过“股票”，甚至还有过分红。但为什么没有最终孕育股市呢？关键在于那时没有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没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技术支持。
　　这里强调中下层要有改革的意识，并不意味着顶层设计不重要。在不少方面，如果顶层设计中没有为中下层设计提供宽容的环境和氛围，中下层的改革创新是难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