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进入全面改革新阶段。新阶段的改革面临如下新形势：改革的对象由计划经济体制变为“过渡型扭曲体制”；
改革所处的发展阶段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变为中速增长阶段；改革的结构背景由工业化前期变为工业化中后期；改革面临的国际环境由相对简单变得日趋复杂
过去的改革对象主要为计划经济体制，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同时伴随着城乡二元制度。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降低，非公有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多种分配形式已基本形成；城乡二元制度改革取得进展，农民自由选择的空间扩大等。
新阶段的改革对象已主要不是计划经济体制，而是“过渡型扭曲体制”，具体表现为：“特权或权贵市场经济体制”（“权力搅入买卖”）、“垄断市场经济体制”（垄断行业强大）、“优惠市场经济体制”（优惠政策广泛影响市场的公正性）、“城乡分割市场经济体制”（城乡户籍、土地、福利制度不统一）、“泛市场经济体制”（教育、医疗、宗教等公共品过度市场化）、“价格福利市场经济体制”（电力、水、石油、天然气等主要能源资源价格被人为压低，成为一种变相的福利）等。
从政府角色来看，新阶段的改革对象也可以概括为“政府威权市场经济体制”
或
“超级市场经济体制”或“国家资本主义”。其特点是经济已市场化但政治与之不配套，政府控制了太多资源，政府直接进入市场甚至操控市场，“政府企业化”或政府以追求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过渡型扭曲体制”与“政府威权市场经济体制”互为因果，这种体制由于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和整合能力，特别是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将未来的资源提前使用，能带来明显的短期经济高速增长效果，但也因此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一系列扭曲现象。因此成为比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对象更复杂、更艰难的新改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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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所处的发展阶段由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变为中速增长阶段 |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进行的。1978-2012年，中国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不多见。
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二是对外开放引进了国内短缺要素，提供了巨大的国外市场；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带来了结构优化生产率；四是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带来了经济增长；五是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六是宽松货币财税政策、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压低福利保障成本也刺激了经济增长。
经济高速增长为改革提供了较宽松的环境：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反映了改革的成果，为改革提供了正面激励；另一方面，可以从高速增长成果中拿出较多的部分补偿改革受损者，减少改革的阻力。
新阶段的改革就不如过去那么幸运了，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已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已降到7.8%，这可能不是暂时的经济增速下滑，而是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据预测，目前至2020年的经济增速很可能只能维持6-8%的水平，与过去三十多年相比，明显下了一个大的台阶。
经济增速之所以下台阶，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需求边的“三驾马车”动力不如以前了，出口增速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美国等调整消费模式影响下降了，大规模粗放投资的边际效率下降了，风险增加了，消费则受制于收入分配改革和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二是“人口红利”减少了，“无限供给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了，资源环境的约束趋紧了，“高成本时代”到来了；三是利用宽松货币财税政策、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压低福利保障成本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了，风险则越来越大了。
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改革的腾挪空间缩小了，受到的限制加大了。一方面，改革本身能带来的直接经济增长效果不如以前明显了，改革的激励减少了；另一方面，改革更多地表现为“分蛋糕”，对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带来直接损失，会遇到更多的改革阻碍。
改革离不开历史背景，总是在某个工业化城市化阶段中进行。在不同的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改革面临的环境不同。反过来，改革也深刻影响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初期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上半阶段逐步推进，改革也明显推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虽然通过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已建立了一个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那是一个违反工业化一般规律而建立起来的“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扭曲工业体系，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难以为继，轻工业严重短缺，农业更是受到严重损害，远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因此，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农村的乡镇企业擎起了发展轻工业的大旗。改革释放出巨大生产率，使工业化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到轻工业和重工业交融发展的中期阶段，并进一步于新世纪在沿海和中部部分地区进入到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同时，1978年时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有17.92%，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初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随着改革的推进，城市化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下，悄然快速向前推进，直至2012年达到52.6%的城市化水平。
新阶段的改革面临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总体来看，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中后期阶段的重要特征是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自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根据笔者的研究，重化工业阶段又可分为上半阶段和下半阶段，其中上半阶段属于重化工业量的扩张阶段，下半阶段属于重化工业质的提高阶段。目前，我国重化工业阶段正处于上半阶段向下半阶段转折的阶段。
同时，根据国际经验，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加速阶段又可分为城市化加速阶段上半阶段（快速外延扩张阶段）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下半阶段（质量提高阶段）。若不考虑城市化的水分，依据2012年52.6%的城市化水平，目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上半阶段向下半阶段转折的阶段。
在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新阶段，改革的对象、内容、重点和路径都有所变化。如在重化工业阶段和城市化加速阶段的下半阶段，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消除城镇化深层障碍方面改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中国的改革是与开放相伴进行的，国际环境的好坏显著地影响改革的成效。
总体说来，过去三十多年改革的国际环境是比较好的。中国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启动改革的，在启动和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非常欢迎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因此，对外开放才取得了如下显著成效: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9727.6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3.31万亿美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1983年的9.16亿美元到2012年的1117亿美元等。
过去，之所以国际社会对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持欢迎态度，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认为：中国从改革开放前比较贫穷落后的状况走过来，不构成对其他国家的明显威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对各国都有好处，能实现共赢目的。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后，部分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和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警惕。于是，近年来出现了以下情况：美国实行战略东移；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愈演愈烈；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中国的国际投资屡屡受阻；中国被要求承担越来越重的碳减排等国际责任。
因此，今后的改革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改革必须站在全球视角，综合考虑国内国际因素，平衡国内和国际矛盾，承担越来越重的国际责任和压力。
与此同时，改革面临的技术环境也与以往不一样，从没有互联网到有了移动互联网，今后还将有更发达的信息技术出现。改革处于越来越公开的信息环境中，改革的动力和压力都加大。还有，改革的资源环境约束也与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改革可以较少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今后的改革则必须适应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新形势，更多地考虑资源环境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