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最近重新成为全球，尤其是欧洲的热点。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欧洲各国走过了扩大政府开支创造需求、增税减支以削减赤字和债务两个阶段。但是，从2010年开始的紧缩最近又遇到了挑战，而这一次挑战除了单纯的政策层面，还来自理论方面。一篇著名的论文认为，当债务率达到90%之后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但最近反对者指出这篇论文数据和计算出现了错误，引起了轩然大波，它为反紧缩人士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如果反紧缩派成功，紧缩被新的刺激政策取代的话，那么欧洲的经济再走2008-2010年的失败的财政刺激之路，无疑会重新失败一次。周而复始，重复失败后，再重新失败的循环。欧洲的这种刺激、失败，紧缩、再失败的反复折腾，是经济学基础理论严重分歧在政策制定上的反映。
　　经济出现危机后搞扩张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凯恩斯经济学。这种学说已成为了不少国家的金科玉律，但这种经济学，除了理论上似是而非以外，在实践中其实也都以失败告终。凯恩斯理论信奉者津津乐道的就是罗斯福新政，然而美国经济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走出危机，实际上依靠的是二战的爆发带动的真实需求的大幅上升以及战后的科技革命的带动，把罗斯福新政的“成功”当作自己理论的成功实际上是贪天之功。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几乎都遭遇了赤字、通胀、经济停滞、竞争力僵化的危机，而在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则出现产能过剩、贫富差距悬殊、经济结构失衡、民间经济不振、长期通货膨胀、无效和劣质GDP充斥等问题。
　　所以有人开出紧缩处方。典型理论依据是“90%原则”，他们认为当公共债务/GDP越过90%这一临界点后，会出现利率飙升和增长率下降的问题。这种理论被欧洲广泛接受，并细化为“3%赤字”、“60%公共债务比例”的原则。然而，紧缩政策实施不到两年，欧元区诸多国家出现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攀升且居高不下的问题。所以反对紧缩的经济学家们又用数据证明，公共债务比例与利率实际上没有关系、债务比例与经济增长也没有关系。言下之意是赤字和债务无害。但是，这种理论不需要重新实践，历史上失败的例子已比比皆是了，欧洲的债务危机就是铁证。
　　实际上，债务与利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是恒定不变的，既非前者一定为因后者一定为果，也非一定因果倒置，也非一定是互为因果，也非一定是没有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要看具体的条件和环境。在不同的条件和环境中，它们起着不同的作用，可以有各种因果关系，也可以没有因果关系。一般的经济体，当赤字和债务比率过高时，融资利率必然趋于上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暴升，如希腊在2009年12月底，2年期国债收益率还在7%以下，但是到了2011年前后就一度超过了100%。但是美国由于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加上美元具有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以美国的公共债务快速上升，其国债收益率长期是下降的。日本的债务比例超过200%，但利率却非常低，但经济长期疲软。债务比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的理论，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时期，都可以找到支持自己论点的例证。
　　所以，分析赤字、债务与利率、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既有视野问题，也有境界问题，很容易囿于某些局部数据而一叶障目。如果跳出这个问题，当今的赤字与债务问题、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哲学方面发生了严重偏差导致的。解决赤字与债务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只有在经济哲学问题上正本清源以后，才能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
　　如果在哲学层面上，承认私有化和市场的基础作用，那么政府有形之手的边界将极其有限，就不会造成经济严重僵化和滞涨，也难以出现赤字和公共债务攀升问题；如果承认市场会有某些领域失灵，那么就会有公正的市场规范，防止市场走向极端，那么就不会出现衍生金融产品之类的过度膨胀问题；如果提倡适度消费、能责相当的消费，那么美国等国家就不可能出现过度消费问题，也不会出现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问题。如果有正确的哲学，就不会不切实际地追求所有人的体面和富足生活，那么欧洲目前的高额税负、过度福利必然不会出现，也就不会今天这种一系列严重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今天围绕债务与增长之间关系理论的激烈争吵也就不会发生。
　　所以，看待今天的债务与增长关系，首先要回到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哲学层面上。从宏观角度看，今天各国经济主要是结构出了问题，所以要改变目前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各经济体内部的不平衡。从这些问题入手，就超越了债务与增长之间关系的无休止争论，就可以去解决经济中的本质问题，那么扩张与紧缩之间的反复折腾也就可以彻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