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的数字显示，“醉驾入刑”实施两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87.1万起，同比下降39.3％，其中，醉酒驾驶机动车12.2万起，同比下降42.7％，酒驾和醉驾行为总量大幅下降。
　　酒驾的查处数与真实发生数，也许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但“醉驾入刑”的社会效果，却真实地呈现在我们身边。两年前，酒桌上的一句“开车不喝酒”多半会引来一阵嘲弄。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喝酒不开车”这一安全驾驶的底线。观念的深入人心，既受益于科学的立法，也受益于执法机关对法律的切实执行。
　　回顾两年前的那场“醉驾入刑”大讨论，反对者扛起的大旗中就有“素质论”和“习惯论”。有人说，国人素质低，固有的不良习惯得慢慢转变。还有人批评，素质不是罚出来的，也不是抓出来的。严刑峻法只会换来畏惧，而不可能换来内心的信服。
　　但有意思的是，我们常常发现那些在境内恣意违章的人，到了港澳地区或监管严厉国家，马上就遵规守法了。是他们的素质在出境那一刹那就有了迅速的提高吗？当然不是。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何这些人一回到境内，“违法违规者”的形象又毕露无遗。说到底，对法律的尊奉更多与法治环境相关。科学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确有助于限制人性中的某些“恶”。而良好的法治氛围对人的素质提升也会起到正面的指引与激励作用。
　　对于立法者和执法者来说，“素质论”或“习惯论”当然不应成为推进法治的阻碍。要追求的，恰恰是立法的科学与执法的严格。有个民间段子，用“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性执法”来形容当下的法治现状。这一戏谑的背后，正是我们的法治短板。在相关法律已为多数民意所认同并最终通过之后，杜绝“选择性执法”就成了构建良好法治氛围的关键。
　　我国对交通违法的处置，远谈不上是“严刑峻法”。多数国家对醉驾等违法行为的追究，都甚于我们。法律的修改不可避免伴随着利益博弈，出现利益受损者的反对之言，这在多元化社会中，实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只要立法遵循了正当程序，吸纳了多数民意，实践了科学理性，我们就应该充分尊重。这其中，首先是执法者要尊重现行法的规定，忠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强调严格执法并不是要强化严厉“执罚”。所有的执罚都是手段，确保市民提升守法意识和交通安全意识，确保社会秩序和道路的安全、通畅、有序，才是目的。违法行为自然该罚，但要责罚相一致，责罚相适应。更重要的是，要避免选择性执法和运动式司法带来事实上的不公。贝卡利亚曾言，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苛，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醉驾入刑”同样如是。
　　在前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的相关数据中，我们既看到了酒驾和醉驾行为总量大幅下降，也看到还有9.3万起“醉驾案”被审查起诉。再好的法治也不可能杜绝所有的违法，但运用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教育和指引更多的公民对法律有更好的尊奉，却是执法者、司法者理当直面的挑战。联想到一些地方因为严管行人违章而引发的不少争议，大众传媒也理当立足于公共安全的维护，来组织对这些严管举措的讨论。对于法治建设而言，严格执法者更需要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