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座谈会上表示，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开始结构性减速，未来5-1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宜从“平稳较快”转变到“稳速增效”上。宏观经济政策需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李扬指出，所谓“稳速”，就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区间，并依据它的趋势变化进行增速目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绝不刻意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所谓“增效”，就是要切实尊重经济规律，将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并以此为依托，改善收入分配，防范金融风险。
　　李扬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世界的货币当局几乎自危机之初就在实施大规模的货币扩张：美联储4次数量宽松在前；欧洲央行启动最后贷款人机制随后；安倍政府立足未稳，日本央行便在其胁迫下，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使日元对美元汇价下降7%，对一揽子货币汇价更急降20%；中国自2009年推出4万亿投资以来，M2走势重攀高位，形成令人生畏的“堰塞湖”；等等。再加上密如蛛网的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处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
　　李扬认为，各国宏观当局目前的做法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除了货币扩张，还包括财政刺激。不过，鉴于发达经济体大都陷于主权债务危机之中，面临各式各样的财政悬崖，财政扩张空间很小，从而，货币扩张几乎成了唯一选择。“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结构性失衡、矫正经济发展方式的扭曲，从而不可能最终引导经济走出危机”李扬说。
　　首先，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如今全球各大经济体均陷入危机而难以自拔，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这些经济体形成了以过高的消费率、过低的储蓄率和过滥的福利制度为特征的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在于存在着以产业空心化和服务业过度发展为主要弊端的深层次结构扭曲；在于金融业过度放松管制和滥用金融创新，形成了过高的金融杠杆率；在于其政府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均长期超越正常水平，滑到了破产的悬崖边缘。所有这些问题，岂是简单地增加需求所能解决？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美国的货币扩张并未能有效提高其国民储蓄率，未能使美国政府脱离财政悬崖；而中国的货币扩张，客观上也产生了导致结构进一步扭曲的副作用，诸如产能过剩、单位GDP能耗上升等问题。
　　其次，全球需求刺激政策已经走到末路。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恰似强弩之末。更值得警惕的是，需求刺激政策的潜在风险由微而著。危机以来各国相继采取的“非常规措施”，固然避免了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但也带来了过多的货币供应，致使政府债台高筑，造成市场纪律松懈，并引发了愈演愈烈的社会动荡。如此等等，均使得需求管理的治理效用开始转向负面。上升到国际范围，各国均实施需求扩张政策，极易引发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战、货币战等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其结果将是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以及全面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因此，如果我们判断当前全球危机的本质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失衡、发展方式偏颇和创新能力缺失，如果我们认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构成我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真正基础，那么，我们的宏观政策就要及早转型，需求管理应当缓行、慎行，而供给面的体制机制调整则应尽快进行。
　　“说到供给管理，人们很容易将之归于产业政策，并联想到如金融、财政等各项具体政策中着眼于鼓励或限制的正、负向菜单等等。这是误读”李扬解释到，供给管理固然少不了产业调整规划，但更注重的却是以激发企业和市场活力为要义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安排。一方面，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简言之，产业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政府为主导，通常要拟定详细的产业调整规划，并高度依托各级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多重手段予以实施；后者则以企业为基础、以市场为主导，依靠企业和市场去发现并纠正结构失衡，政府的功用，只是为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创造体制和机制的条件，维持良好的竞争环境。
　　李扬最后说，供给面体制机制的调整，其要旨是提高增长潜力，改进生产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管理创新驱动，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迈上新的台阶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