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的第一届金融家大讲堂上表示，“超凯恩斯计划”是用增加的政府赤字作投资，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对冲失业，这是让世界经济走出这场危机的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这是林毅夫自2008年首次提出该建议后，再一次在公开场合推销他的“超凯恩斯计划”。尽管作为曾经的世界银行第一副行长，林毅夫渴望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且被世界接受和认可的理论，但“超凯恩斯计划”没有超出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
被林毅夫自己认为是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唯一可以选择的“超凯恩斯计划”，到底是否适用目前的经济发展实际，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困境呢？笔者认为，不具备实施的条件。
就发达经济体而言，这项计划是有需要、无可能。由于发达经济体普遍实行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是否能够健康有序发展，依靠的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与调节，政府所做的主要是创造环境、改善环境、营造环境，使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比较协调统一的机制。金融危机首先在发达经济体爆发，并迅速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财政危机等，说明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政府的有形之手应当更多地发挥影响作用与指导作用。问题在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抑或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普遍遭遇了主权债务危机，且这样的危机不是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过度调度产生的，而是社会公共福利过高、财政负担不断加重长期积累下来的。如果政府强行推行“超凯恩斯计划”，在社会公共福利不能有效降低的情况下，势必进一步加大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的程度。就算能够渡过眼前的难关，等待这些国家的可能是更大的危机。就此而言，“超凯恩斯计划”对发达经济体是有需要而没有可能。
就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则是有可能、没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远快于其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上升很快。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达经济体为了转型需要，将大批制造业转向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并通过大量进口，给新兴经济体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在发达经济体需求急剧衰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也开始遇到了瓶颈。增加政府性投资，当然能够帮助新兴经济体国家提供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是，不要忘了，这样的需求是短暂的，缺乏渗透力与影响力的。搞不好，会严重抑制正常的消费需求。
虽然新兴经济体没有出现财政危机，推行“超凯恩斯计划”的条件具备，但并不需要。对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最核心的问题应当是如何通过改革，激活内部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而盲目地加大政府投资，最终的结果是走入恶性循环。
林毅夫日前接受搜狐金融中心采访时就表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将保持每年8%的经济增长率，且仍以投资为主，一旦舍弃投资转为消费，中国将很快陷入危机。他是想将中国作为“超凯恩斯计划”的试验地，但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称得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经济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政府太强势。特别是2003年放开房地产市场之后，短短十年时间，各级政府不仅从土地上获取了高达30多万亿的级差收益，同时还积累了十数万亿的政府债务。更重要的，这些资金和资源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政府严重消耗和浪费了。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但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身上的债务，足够让“超凯恩斯计划”没有实施空间。
推行“超凯恩斯计划”，继续强化政府投资，等于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强势，进一步削弱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并为权力寻租、腐败等提供新的空间，对社会公平、正义等产生新的伤害。虽然林毅夫看到了地方政府热衷搞投资的特点，但决不能无视政府投资已经严重过度这个特点。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包括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出现的下行问题，根本就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投资过度，尤其是政府投资过度的问题。如果继续抓着投资的方向盘不变，等待中国的极有可能是真正的经济危机。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国内消费需求疲软的问题。所以，林毅夫先生的“超凯恩斯计划”，在中国不仅没有需要，而且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