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红十字会不能去官方化，这是法律赋予红会的特殊职能，跟其他的慈善组织没有可比性。王平认为，红十字会是政府工作领域的助手，级别高点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芦山一地震，才知道红会灾情多严重”。眼下的红会，早已不是那个一呼百应的慈善机构，信任的沉降，正将红会推向不见底的深渊。在这个节骨眼，王平强调不能去官方化，等于否定了重建公信的根本退路——红会种种弊病本质上是政社不分的苦果，治本之路，只能是去行政化。
　　这可以很好解释红会的处境。郭美美事件后，红会陷入信任困境，捐赠减少，质疑井喷，账目、管理的痼疾，因此得到放大。对于这种被动局面，红会并未置之不理，在公布善款流向、启动管理机制改革、建立捐赠信息库等方面，红会有过不少努力。但这些未能挽回流失的信任，原因正在于改革表层化，重技术轻结构，重管理轻体制，账目透明、开放监督、理顺管理等，都徘徊在机制改革也即去行政化的外围。
　　行政积弊不除，运作效率就成问题。政社不分的红会对政府的依附性太强，一方面得接受政府管理，接受编制安排和人事任命，另一方面捐赠资金由挂靠的政府部门统一调配，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这种依附之下，红会缺乏在运作机制上自我革新的根本动力——对管理者而言，捐赠再少，效率再低，运作再封闭，也能地位不减、旱涝保收。行政的依附性对应着生存上的特权，特权提供了竞争的资本，却削弱了主动作为的动力。
　　行政化对红会的渗透，扭曲了慈善本身。我们时常能看到，某地区政府机构或事业单位由政府下发红头文件，筹划捐赠，就连捐赠的数额，都直接与捐赠者的行政级别一一对应。红会的这种运作模式，根本上与公益慈善的运行规律冲突，郭美美事件只是冲突的引线而已。以往红会可以一家独大，撑起慈善大半边天，但随着民间组织如壹基金等的发育成熟，商业上的竞争机制，同样会适用于慈善，商品供销不能垄断，行善，更不能垄断。红会固然可以继续顶着官衔，凭借特殊身份垄断部分捐赠渠道的前提下参与竞争，但这种竞争不会长久。机制不改，红会难免被边缘化甚至淘汰。
　　因此，红会要改革，必须从去行政化下手，剥离所属的特权，与民间公益组织平等竞争，在竞争中谋生存。需要承认，红会行政身份由来已久，改革阻力大，“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绝大多数怕改革，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但这并不是拒绝政社分开的理由。相反，正因利益固化之深，改革才尤显必要。红会完全可由改增量到存量、逐渐剥离行政习气的方式，与其官方身份告别。在重建公信上，这比起重审“郭美美”、公布账目等外围改革要有效得多。
　　更重要的是，红会的去行政化改革，不仅能帮助红会重生，更能激活整个公益慈善体系。这些年随着政府职能改革的深入，政社分离，民间组织得以迅速成长，但诸如壹基金这种壮大了的草根机构，少之又少。在红会这种兼具官方身份的机构面前，多数民间公益组织很难平等竞争，红会的特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慈善的良性发展。
　　民间组织在壮大，民众日趋理性，任何公益机构要赢得信任，必须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也需要在有足够空间的实践中成长，并逐渐趋于成熟。对红会而言，要竞争，就得政社分离，就得去行政化，实现独立的主体性地位，真正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