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六年的等待之后，我国城商行上市之路依然不明朗。
　　2007年，随着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3家城商行登陆A股，城商行上市之路就此打开。然而，城商行新股首发（IPO）开启之年也是冰冻之年。此后六年再无一单城商行在A股上市。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截至2013年4月18日的IPO申报企业信息表来看，排队的城商行和农商行达到15家，但是进展不大，其中8家初审，5家落实反馈意见，有2家银行中止审查。
　　从表面看，城商行上市合乎逻辑。一方面，截至2012年末，城商行总资产规模已达到12.34万亿元，同比增长23.66%。城商行业绩指标超过许多上市公司的水平，例如有十几家城商行的资本利润率超过40%，超过50%的也有五六家，城商行的总资产利润率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水平；另一方面，被监管部门定义为“第四梯队”的城商行，主要定位于服务地方区域经济。
　　但是，从种种层面观察，记者认为，城商行的破冰之路依然遥远，这有几个层面的原因。
　　其一，从股东数量看，城商行多由城市信用社演化而来，城商行股东人数众多，历史沿革中股份变动方式也很多样，股权混乱也导致大部分城商行存在股东人数超标的情形。这容易造成法律障碍，引起市场非议。
　　根据《公司法》和《证券法》，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公司就已构成公开发行。股东的混乱容易造成外界的非议，以及一些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往往存在于离、退休职工股，职工死亡后继承股，以及内部职工以外的个人持股。从已上市的几家城商行看，就暴露出娃娃股东、高管短期增持等问题。
　　其二，从法人治理结构看，城商行多由当地城市信用社、联社及城市合作银行在各地人民政府、人行的整合下重组而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城商行与当地政府，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政府持股比例过高，会出现过度干预，这将让公司治理的基石——股东大会制形同虚设；即使是在持股比例不高的情况，地方政府往往也通过其他形式实现对城商行的影响。
　　其三，从2009年开始，随着信贷规模大幅增长，城商行异地扩张冲动强烈。一方面通过放贷获得利差增加利润，另一方面对外扩张圈地，这是多数城商行采取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但是，城商行本身的风险控制能力是否与资产规模匹配，成为一个问题。在原有领域，如在二三线城市，城商行面对着利率市场化以及竞争对手增多的风险，现在连外资银行都开始在二三线城市开设分行。
　　而跨地域经营的城商行往往依靠招揽当地资源型人才拓展业务，这本身就蕴含了管理和监控上的风险。
　　其四，从A股市场看，近期走势并不乐观，2012年我国IPO融资规模锐减至不足1000亿元。而安永的报告则预计，2013年A股市场IPO总额为1300亿元。15家排队的城商行，募资规模如按已上市的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平均募资额84亿来计算，就已达到1260亿。
　　再联想起还没有排队的100多家跃跃欲试的城商行、农商行，以及陆续上市之后的增发、配股等再融资方式，A股市场目前很难承受这一串庞然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