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又在争相流传捐款，一股暖流瞬间由头到脚。可是一些关于2008年的灰色记忆又在提醒公众，要对慈善做更多反思。
　　还记得万科因为王石直言不讳遭遇的公关危机吗？王石说万科是否捐款要股东说了算，王石的决策是理性的，万科是一家股权分散的公司，如果管理层决定捐款，就相当于拿主人家的东西慷慨。但是王石因为以上言论被好事者与王八联系起来，公众认为，在如此灾难面前对万科而言钱算什么呢？万科公关部承受巨大压力，万科最终通过召开股东大会的形式决定援建灾区。
　　有了这件事，你会疑心现在这么多企业争相向灾区捐款，是因为慈善本身，还是为公众形象，还是另有打算。比如苹果决定向灾区捐款5000万元，并为灾区学校提供苹果设备的作法，被理解为是在修复媒体舆论造成的创伤。而加多宝和广药这两个冤家，纷纷宣布捐助灾区，也被另番解读。2008年，加多宝还租赁王老吉品牌时，宣布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博得全国消费者好感。
　　其实很容易理解公众对向灾区捐款的感受，汶川地震发生后，报纸、电视媒体高密度轰炸，激发大众由己及人的同情心，不少人流下眼泪，民众觉得灾民应该得到补偿，人们应对灾民有所表示。这自然演化为，有表示者是好人，没表示者则心底不够善良。
　　但是，当慈善被拿来比较和要求时，就脱离了慈善的本质。网上会拿捐款金额来比较企业好坏。当笔者看到那些自身业绩都不好的上市公司也在公告中慷慨解囊时，就觉得别有一番滋味，
　　企业最大的慈善，是为员工创造收入，为社会创造财富，为股东创造利益。企业在行使社会责任时，不仅在突发灾难一刻间，更在平时。但是现在看来，即使一家企业平时善举不断，在灾难时没有表示，则形象尽毁。
　　纽约客记者何伟在《寻路中国》中记载了一段令他惊愕不已的谈话。北京北郊一位村民羡慕受灾地区，认为受灾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得到关注和补偿。何伟作为局外人，不了解中国人这种感受的普遍性，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间较长，政府在资源调配中生杀予夺，即使现在，政府在资源调配中的作用也很大，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灾难则是最响亮的哭声，而且其他想哭的人也没有异议。
　　来自政府的、民间的资源正在向雅安涌去，来自全国各地的善意，无疑会给灾区民众安抚和温暖，让他们尽快在灾难面前站立起来。但在捐款过程中的过多要求，则是违反自然心愿的暴力，慈善不应该和暴力联系在一起。
　　而且，这种暴力容易造成资源浪费。经历汶川地震后，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资源调配的方式。平时市场价格负责调配供需，此时调配资源应该交给谁呢？是政府慈善组织？还是民间NGO？什么样的调配才是高效的，才不至于让善意被滥用？是长期捐赠的效率更高，还是一锤子买卖更值得赞誉？这些都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