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博将王石于两个月前在一次论坛上的讲话重发出来，引起一定争议。王石说，尽管中国企业家还是太没社会地位，但不要去抱怨，也不要因为社会的一些不确定性而采取移民的策略。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冒险精神，正因为中国现在这种情况，才更需要我们企业家。如果我们也移民，我们的作用也就消失了，中国的希望还在哪儿呢？
　　近年来，一些国内精英移民，尤其是各个层次的企业家群体移民，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对此，有人十分理性地以经济学的逻辑分析说：现有制度存在很多扭曲。个别企业家为个人财产安全，为家人幸福生活而移民，是合理的选择，也是他的权利。据此思路，移民的理由是可以不断增加的，比如，一些地方的雾霾似已成最新移民理由。
　　这个理性经济人逻辑没错。追求自己的幸福、为此而自由迁徙，包括跨国迁徙，乃是一项应当获得保障的人权。但是，合法者未必是道德上正确者，合理者未必是合情者。少数企业家之移民决策合乎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之逻辑，但是，这个世界从来不是也不应当只依循“利”的逻辑运转的，在它之外、之上还有，或者说应当还有“义”的逻辑。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良性变化，包括人的自由度大幅度扩展，民众财富高速度增加等。这当然是各方以及民众努力之结果，企业家则于其中居功至伟。企业家与社会其他群体，尤其是期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农民工，追求社会稳定的专业人士也即中产阶级，为市场与法治鼓与呼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改革的官员等等群体，共同变革相关制度，合作创造财富。这些群体构成变革中国之主体性社会与政治力量，彼此休戚与共。企业家是这一共同体的枢纽，借助企业家能力将上述几种社会力量整合为一体。当然，企业家群体也分享了相当比例的合作剩余。
　　少数企业家之所以决定移民，乃是因为，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变革。谁来变革？仍然是那个以企业家为纽带的广泛的变革力量联盟。如果企业家纷纷移民、退场，那么，这个联盟就有松散乃至解体之虞，中国社会推动变革之力量就会流失、弱化，一些不合理的体制就会延续，为企业家增加财富而拼命工作的农民工、中产们，为企业家的权利奔走呼吁的知识分子们，为拓展企业家活动的空间而大胆推动改革的官员们，就不能不长期被置于不合理的体制下。移民的企业家们心可安否？
　　毫无疑问，留下来，参与、推动制度变革，企业家当然要冒一定的风险。然而，企业家之所以令人尊重，就是因为其甘冒风险，并具有避免风险、从风险中寻找机会之超人能力。这样的能力对于制度变革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商场上成功的企业家以这样的能力参与、推动制度变革，中国就有完成平稳的制度转型的可能。
　　企业家移民当然不失为自救之策，但这种策略将把企业家变成“搭便车”者，如果移民者很多，则过去二十年来社会中已经滋生的对企业家群体之误解，必然加深。毕竟，不移民的企业家是绝大多数，这些负面情绪必然加诸整个企业家群体头上，如此，企业家群体一定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企业家们，请留下来，在中国创造财富以及参与改革，此为企业家群体的“义”之所在，而“义”，乃是最大且最长远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