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称，208家上市国企发布的2012年年报披露了192家国企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薪，其中年薪超过200万元的有十多位。更有中集集团总裁以998万元的薪酬位列榜首。
　　这些数字相对西方同等企业的高管薪酬可能是小巫见大巫，不过对中国老百姓而言，这毫无疑问属于天价。若拿国企高管的收入和同级别政府官员的薪酬相比，也有天壤之别。几年前，卫留成从中海油高管转任海南省省长，他就坦言两者收入差距是非常大的，当初还以为是小数点打错了。
　　这种年报上的薪酬数字极容易引起公众不满的情绪，不过，公允地说，目前年报上公布的高管年薪，主要是名义上的收入，并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工资。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此前曾以年薪774.3万元成为内地年薪最高的房企高管，但他实际收入并非如此，任志强在博客中也称，“我实际的工资大约低于公布年薪的1/10”。也就是说，在对外公布的名义薪酬之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另有一套标准管控着高管们的薪酬。
　　所以，国企高管们的尴尬就在于此：一方面既要为自己堪称天文数字的薪酬挨骂，另一方面又可能只拿到不足公开数字十分之一的工资。这样，老百姓不满意，而高管们也未必心服口服。也有一些国企高管抱怨收入和西方企业高管收入没法比，感觉付出与所得不成比例。
　　当然，拿中国国企简单地和西方企业类比并不太科学，因为所有制等国情差异决定了薪酬体系必然有区别。若中外国企比较，则也未必差距巨大，比如去年法国就开始限制52家国企高管的工资，不能超出企业最低工资的20倍。
　　若按这个比例，且不参照最低工资，而是按中集集团2012年职工平均年收入8.2万元来算，那么20倍也仅为164万元，相比近千万的数字还是有巨大差异。而且，凭什么要采取最高比例？该集团年报显示，2012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下降47.46%。何况近4年间，该集团高管平均薪酬增长了近13倍；而员工平均薪酬只增长了32%。在这种背景下，公众乃至职工对于高管高薪酬不满也就自然而然了。
　　在我们看来，要解决国企高管薪酬谁说了算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解决高管的身份问题：他们究竟是上级委派的“官员”还是市场竞聘的“职业经理人”？在我国当前的干部任用体制上，一些国企的领导与政府官员的身份转换几乎没有障碍，这也让一些国企高管享受行政级别待遇饱受批评。
　　所以，要想设定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首先就必须坚持对企业和高管进行分类管理，一是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公司和公用性、垄断性公司，前者可以参照市场标准并且略低市场，后者就应该参照公务员体系的薪酬标准；二是高管分为组织任命和市场竞聘两种，前者略高于公务员标准——法国是同级别官员收入的两三倍，后者参考市场标准并且略低于市场。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这就应该是设定国企高管薪酬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加快建立与业绩考核紧密挂钩的薪酬机制。今年1月1日，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实施，它采取了一些更为精确的考核措施，更为强调业绩与贡献。国务院今年2月5日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还提出，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我们期待这种措施尽快付诸实践，消弭公众不满情绪。
　　其三，光有规范薪酬的制度还不够，前述办法就提出“公开公正，实行科学的差异化考核”，可如何实现公开公正，让公众和职工认可高管的薪酬分配，这还需要包括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公开等制度的后续探索。另外，薪酬还只是高管们显性的收入，他们可能还存在不低的福利待遇，甚至还有数额不小的“签单权”，这些都需要引入严格的监督审计，否则国企高管们难以摆脱被质疑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