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79.69亿元，比去年的预算执行数减少1.26亿元。这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为21.36亿元，公车费用为43.99亿元，公务接待费用为14.34亿元，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见面会上提出“约法三章”，其中一章就是“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时隔一月，在预算上我们看到了“言出必行”。
　　应该说，此次预算公开是有亮点的，“三公”经费随预算一起公布，而不是随之后的决算一起公布，时间的提前就是进步，也便于公众在决算公布的时候对照监督。再往前推几年，“三公”经费甚至还是不公开的，人们只能瞎猜是不是一个很大额的数字，以至于越传越骇人。因此，“三公”经费决定公开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进步归进步，不足的地方也应该指出，使得下一次的进步可以更大一些。预算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政府权利的重要一环，预算如果粗线条和难看懂，就让公众的监督权大打折扣。坦白地说，我们现在的预算表尽管越来越直观，但精细还远远谈不上。我国政府预算收支科目的顺序为类、款、项、目，但中央部委预算支出的公开状况是，一些重点支出细化到“项”，而非重点支出则细化到“类”。去年，中央各部门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事务、住房保障支出细化到“项”，今年则进一步将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细化到“项”。对此，财政部通报的时候，是当做重大进步来介绍的。但公众却在想，为什么不细化到“目”呢？
　　只给一个大数，却不给一个明细，是当前预算公开的一个矛盾所在，即还遮遮掩掩的公开方式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之间的矛盾。光有大数，看预算表的人们其实是一头雾水的，因为没有参照物，不知道这个数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究竟是过于高了还是厉行节约的。比如，此前还是独立部委的计生委，在预决算公开的时候，被媒体发现居然还有一笔不菲的因公出国（境）的费用，这岂不是太奇怪了，他们去国外考察什么呢？但没法继续往下监督，因为人家不回应，而媒体又囿于有限的预算公开信息，不知道到底是去干嘛了，也不敢断言乱猜就是玩儿去了。如今，计生委和卫生部组成了一个新的部委，如果“三公”经费公开仍是比较粗疏的话，连质疑都没得可能了，你又没法判断是为了卫生出国还是为了计生出国。
　　再有，只有公车费用，却不知道各部委的公车存量是个什么情况，增量又是一个什么情况，甚至都不能问，因为有可能是“国家秘密”。可如果监督不到具体的个人，光公开大数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此外，那个“其他支出”是不是也改进一下呢？这么模糊的一个科目，除了方便被监督部门之外，实在想不出其有什么报表意义。
　　因此，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预算，既要大数，也要明细，我们期望中央政府也能够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