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去年，中国央行两次调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及其浮动区间，扩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并推出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从2013年4月10日起人民币对澳元也可以直接交易，澳元成为除美元和日元外，人民币可以直接兑换的第三种国际货币。实现市场化改革导向的战略性转变，走向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提出了新要求。选择合适的时机，适时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我们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
金融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而人民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经济开放程度提高，利率和汇率作为最基础的货币资金价格，已成为资金配置的重要调节指标。优化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关系到金融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建立人民币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关键在于推动人民币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通货膨胀率长期高于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跌至负值，负的实际存款利率给储蓄者带来了高额的隐性税收。在储蓄者群体里包含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家庭，而这些数量庞大的家庭在银行体系中基本属于净存款者。与此同时，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也在降低实际的贷款成本，这为房地产和其他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提供了补贴，固化了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阻碍了产业结构向服务业为主的调整和消费需求的扩大。
对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最多的担忧便是市场化改革之后出现的人民币大幅升值问题。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对劳动密集型等出口行业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减少非农就业，损害政治稳定。实际上，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非农就业增长率是呈下降趋势的，从1991至2001年间的3%下降到2001至2009年间的2.7%。这是因为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度远高于制造业，但是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却远不及制造业，近年来服务业就业不足现象愈演愈烈。另外，即使人民币升值造成出口萎缩，缩减贸易部门就业，但只要采取渐进稳步的升值途径，同时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填补贸易部门的工作岗位减少，给非贸易部门留足时间培育就业机会，总体上不会降低就业率。
人民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落后，限制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造成了潜在的金融扭曲。拖延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将大大提高未来结构调整成本。巨额的外汇储备、艰难的调控选择，都在加剧金融系统的风险。人民币价格不能彻底理顺，资源要素就不可能得到最优配置。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的可贸易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低估的汇率增大贸易部门的盈利能力，这会吸引投资向制造业集中，而服务业投资比例会因人民币汇率偏低而下降。这都会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
但是，改革面临很大阻力，特殊利益集团会竭力阻挠新政出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带来汇率升值，会遭到贸易部门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比重较高的省市反对；利率市场化使得存贷款利率升高，导致投资成本提高，将打击房地产业发展，这会降低房地产的优先级资产地位，严重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和主营房地产业务的国有企业会大加阻挠；截至2010年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约为10.77万亿元，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加重地方政府债务的还本付息压力。此外，政府各部门利益也会作怪，担负有就业、出口等职责的部门也会跳出来反对改革。
人民币价格市场化改革已经箭在弦上，没有回头路。未来我国要建立一个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求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进人民币价格市场化改革，要坚持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发挥市场作用，逐步削弱政府对利率、汇率的管制，应当追求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这是金融体制改革也是人民币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
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现在的改革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重大利益的调整，推进人民币价格市场化改革，更需要破局的锐气和改革的意志。推进人民币价格市场化改革，既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进行一定突破，又需要积极培育各方条件，创造出良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环境，同时沿着渐进性的步骤，逐渐提高银行等市场主体对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适应能力，提高金融机构的定价和风险管控水平。从国际经验看，许多货币价格市场化成功的国家，遵循的都是渐进式改革，在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时迈出改革的关键步伐。推进利率市场化必须考虑到市场波动以及金融机构的承受力，汇率市场化则需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
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这“三化”问题环环相扣，需要统筹兼顾、稳步推进。历史和国际经验均表明，利率市场化与汇率改革、资本账户开放是协调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下一步应继续协调推进这三项金融改革。此外，还要推进实体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这也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