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M2突破100亿跃居全球第一，再度引发业界争论。部分观点认为当前仅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的中国GDP，承受不了如此庞大的货币供给，也有议论认为这一结局具有合理性。
　　简要对M2与GDP这两个指标进行“配比”观察：我国M2余额2000年为13.25万亿，2012底为97.41万亿，2012年是2000年的7.35倍；而2012是2000年的5.23倍。M2/GDP由2000年的1.34倍，扩大为2012的1.88倍，M2与GDP比值反映实体经济的货币承载度，该比值不断扩大凸显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GDP对货币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大。
　　不过，该比值与通胀并非简单的配比关系。已有计算表明，美国2012年M2/GDP比重为63%，欧元地区为144%（2011年数据），日本为238.8%，且都未引发通胀，而比值为43.9%的俄罗斯物价涨幅却超过10%。显然，该比值反映的是一国的单位GDP承载着不同“货币含量”，而并不与通胀直接匹配。
　　当然，货币供给增长一般应当等于一国GDP增长与通胀率之和，以此计算，中国年均货币供给增长率应在13%左右，而实际增长却达到18%。当前有两个特殊政策与国情造成这一增量差异：一是外汇被动占款，2012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3.31万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占M2比重超过20%，二是较高的储蓄率，2012年我国各类储蓄存款超过了40万亿元人民币，储蓄存款经由商业银行通过货币创造扩张信贷，直接与间接增大了M2余额。
　　从实体经济角度看，除外贸因素外，我国持续加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投资扩张需要巨额资金。中央与各地方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由政府与企业主导的工业生产以及全国范围内的“造城活动”等，使得信贷尤其是长期贷款一直处于饥渴状态。
　　实体经济与金融、政策与制度因素共同推升，形成我国10年以来广义货币供给超越性扩张，这一事实毫无疑问也带来了通胀相伴的结果。不承认这一事实显然是掩耳盗铃。
　　从官方数据来看，中国十年以来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取得实属不易。但也应该看到，这种高增长与低通胀，其实掩盖着许多影响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隐患，其表现主要是：现行CPI核算体系不包括房地产价格波动，而恰恰是安居需求属于现阶段最大、最基本的市场需求，M2总量增长向商品价格“结构性”传导带来的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整体福利下降等社会新问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货币因素而不是建立在社会自发投资、消费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基础之上，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金融体系创造下的M2大幅增长，信贷资源被少量大中型国有企业所垄断，使得数量众多的市场微观主体面临较高的社会资金成本，制约着中国当前与长远的经济创新活力。
　　而这些问题，集中折射的是中国经济区别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独特的禀赋特征，以及体制与结构的转型之困，需要对问题认真厘清以及积极、稳妥地进行推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