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历史反复提醒，实体经济衰落，国家的兴盛就难以持续。但是，在经济寒流下，中国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防范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一个著名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意思是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性的，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马克思的解释是：“所谓理性经济人，是指个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我国实体经济遇到了困难，是因为实体经济“不赚钱”或者“赚钱不如非实体经济赚得多”，要摆脱实体经济的困境，就必须弄清楚“一定约束条件”究竟是什么，并采取有的放矢的对策。
　　目前来看，“一定约束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一些因素：通货膨胀导致的实际负利率，导致资本选择更容易保值增值的金融、楼市、新兴虚拟经济；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加上中小企业高额的融资成本和税负，使一些从事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生存都有问题，更不用说发展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还不能有效平等地进入和竞争；原有实体经济由于人才和观念的缺乏，转型升级困难，导致活力下降。
　　在影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众多因素中，调节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开放市场领域、塑造公平竞争环境，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金融经济的关系，都不容易，而产业升级则更不容易。因为机会主义成长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已经形成严重路径依赖，既无必要的技术能力，也无足够的创新动力，使得传统产业步履维艰，高技术与新兴产业无序发展并陷入“低附加值陷阱”，中小企业存活率低且难以做大做强，一些所谓的转型升级，仍然是在原有路径下的“微调”，实质上是“伪升级”。
　　推动产业向高端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推动我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不能只重数量，更要注重质量。针对路径依赖的问题，必须打破原有的约束条件，重置新的约束系统，倒逼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在完善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倒逼的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打破不适应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约束；二是推进全面的市场化要素配置和规范公平的市场竞争；三是产品质量标准与国际接轨，让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与“大象”共舞。
　　振兴实体经济需要系统措施，如何将实体经济企业引导到创新驱动的生产性努力上来，就成了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