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两则消息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一是被称为中国人心中“最美小城”的凤凰古城，因对所有游客必须收148元的“入城费”，古城商铺关门，“闭门谢客”抵制“一票制”，这是继去年东北某地因商家抵制乱收费的罢市活动之后，又一起因乱收费引发的公共事件。
　　与此同时,4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8月1日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这是继3月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本届政府要把政府性收费砍掉1/3之后，又一次表明中央政府轻税薄赋，希望通过更大力度、更大规模的减税为企业减负的诚意。两件事看似本无关联，但背后还是有着复杂的利益博弈。
　　在经济相对困难时期，厉行减税降费，是降低企业营商成本，应对经济复杂状况的对症下药之举。减税降费减轻了企业负担,促进企业景气状况的提高，减轻对消费者的成本转嫁,有助于提振消费，拉动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一些地方连“小鱼小虾”的个体工商户都不放过，“小鱼小虾”反映税务部门调高了税收定额, 在结构性减税后,税赋不降反升,甚至出现倍增。一些地方迫于“增收”考核的巨大压力，滥用稽查力量,普遍按照上限征收，甚至带检察院和公安上门找纳税人“谈话”，“过头税”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地方实在收不到税，按人头摊派费用，不可避免地出现增加企业税费负担的问题。从东北某地因商家抵制乱收费的大规模罢市，到此次凤凰古城的“入城费”事件，一座千年古城演绎出“收费的凤凰不如鸡”的骂名，并为此蒙羞，但此类事件的发生又是大概率事件，绝非个案。
　　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从近两年一些地方公布的年度税收“光荣榜”、“百强榜”来看，“金榜提名”的主要是垄断性的烟草、电力、金融、电信等企业，表面看是他们交的税，实际上是以其特殊的垄断地位，赚取超额利润，并代所有消费者交税。这些行业富得流油、“利润高得不好意思说”、“想不赚钱都难”的同时，结构性减税的甘霖并没有真正惠及在生死线上徘徊的中小企业。而其根子在于经济的高增长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习惯了收入动辄30%甚至40%的高增长。当结构性减税付诸实施，财税收入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于是歪嘴和尚就“坐不住了”，动脑筋，“上手段”，拉网式“组织收入”。工商、税务、卫生防疫、街道、交管、城管等七所八所轮番上阵，“梳篦子”似地“一轮轮来”，按下葫芦浮起瓢，中小企业不堪重负，在开工难和生死线上挣扎。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外需不振，实体经济困难，许多地方外贸增长只有1%甚至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长继续放缓，但地方财政收入继续呈现高增长态势。除了较高的企业税赋，还与税务部门代征的“世界最高的社保缴费率”不无关系，以“五险一金”计算，目前企业缴费占比35%，为少缴社保费，许多企业压低基本工资。最近，某省地税部门一份“喜报”说，从代征社保费以来，其累计代征的社保费已接近万亿元大关，但面对这么庞大的社保费，从上到下还在为养老金缺口犯愁，吹风在延迟退休年龄上做文章。
　　“中国财政收入去年已经到了11.7万亿元，1978年只有1000多亿元，”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谈到30多年超百倍增长的财政收入，感慨称“不能把这个钱用去搞重复建设，用去搞产能过剩。要把这个钱用好，用到该用的地方。” 这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我们的收入总体不算少，关键是如何用，不折腾，不糟蹋。在实体经济较为困难，大规模减税呼声此起彼伏，结构性减税全力推进的同时，要严格建立督查制度，保证减税落到实处，防止地方各种变相的对冲手段干扰。同时要严把支出关, 把钱“用到刀刃上， 用到该用的地方”，真正把百姓血汗钱更多地用于民生保障，而不是被一些部门以名目各异的理由去糟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