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世界里有很多话题都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围绕着这些话题的争论时起时伏，总难有结论。这些话题无一例外都具有一个特点：条件背景，如果不顾条件一味强调某种结论，无异于刻舟求剑。如何拉动经济增长，就是这众多话题中的经典一例。在本届博鳌论坛上，这场争论又有再起的趋势。
　　主流经济学家趋向于投资拉动说，在他们看来，中外经济发展的经验都证明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卓越成就更是支撑这个观点的重要依据。甚至有人信誓旦旦地拿出一些国内外在实证研究的成果来佐证。他们坚信，欲保持今后中国经济7%以上的增速，主要的动力还是来自投资。
　　坦率地说，这已是老生常谈了。早在几年前中国经济出现放缓信号时就有人呼吁出台激励投资的政策。但现在提出这种观点仍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
　　首先是时间背景不同寻常。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我们就践行过投资拉动说，四万亿投资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五年时间过去了，全球经济都出现了企稳的迹象，如今我们仍要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究竟是非如此不可呢，还是无计可施了？
　　其次是周期背景不同寻常，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市场人士都呼吁经济转型，中央的政策也一再重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此催生的市场预期甚至还成就过沪深股市2008年底至2009年中一轮小牛市。但自2009年以来，这种市场预期变得越来越模糊，有人甚至怀疑中国经济的转型会否遥遥无期。再提投资拉动，究竟是回归本真呢？还是无可奈何？
　　再次是政策背景的不同寻常，五年前国人提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救市”，自去年以来，主流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二次改革”（或“深化改革”）。改革就意味着变化，不仅是政策导向，还有思想逻辑。在这个大背景下重温投资拉动，究竟是新变化的起点呢，还是探索后的回归？
　　由此看来，基于如此之多的不同寻常背景下的老话重谈，也许还真有必要，至少有助于我们辨析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到底在哪里。
　　不错，投资确实能拉动经济，但多半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是发展初期。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因此当时最主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数量上的大幅度增长，一些本来很重要的经济指标诸如资源、环境、效率等当然不能与生存问题相提并论，所以都不得不先往后放一放。
　　但随着经济数量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基本满足温饱为标志），以前那些被忽略的问题就渐渐凸显出来，并且有些矛盾呈越来越尖锐之势，毕竟可持续性的生存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到了这个时期，环境、资源等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效率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这就有了后来的“粗放型”向“集约型”的第一次转型。但经济发展分段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而是个慢慢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早期，虽然“经济数量”这个指标被稍微弱化，但仍处主导地位，因而经济深层次矛盾还不是很突出。但是，只要经济是向前发展的，这些矛盾总要暴露出来。
　　当这些深层矛盾渐渐显露出来的时候，第二次转型的需求迫在眉睫了。第二次转型的根本诉求是“数量型经济”向“价值型经济”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效率”成为最关键的节点。这其中不单单指生产效率，更重要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教训来看，实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经之路是市场决策取代人为决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相信市场比人聪明”。
　　而“投资拉动”在根本理念上仍然是相信人比市场要聪明，因为“人”的主观决定了该把资金引向哪里，即便经济本身已经不再对资金有需求（也就是市场找不到能够进一步提高效率的途径了），人仍然可以把资金硬塞给经济体，这显然是与科学发展和客观规律相悖的。
　　由此，我们可以做个大胆的预测，中国经济未来改革的关键点在资本市场的改革上，而不是投资拉动。因为资本市场的最根本职能，恰恰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市场之所以还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问题不是出在缺乏资金，而是在于市场制度的缺失和机制的不完善。只要完善了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安排，其根本职能才能得以回归。也只有这个根本职能回归了，中国经济的转型才具备了环境基础。
　　同样的道理，现在有人担心国内消费正在向国外转移，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即使这些消费全部转移至国内，其拉动的也只是企业的利润（甚至还不一定），而不是效率或者价值。这显然与市场所期望的经济转型并不是一回事，因而与投资一样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弄清了这样的逻辑就很清楚，无论投资还是消费，都不是当前棋局的“急所”，充其量只是“官子”，甚至可能是“单官”（围棋术语，意为价值很小）。真正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仍在资本市场，固守往日的所谓经验，即便不是刻舟求剑，也一定是本末倒置，最终贻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