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只鸡鸭的贵贱，不只是货币符号的逻辑演绎，还关乎民生的福祉，以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执着信念
　　“死猪漂江”阴影未散，“禽去笼空”愁云又罩。据报道，自上海等地出现禽流感疫情以来，家禽相关的养殖、销售受到剧烈冲击，交易锐减、价格跳水，给养殖户与批发商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以至于有人叹息“养殖就和赌博一样”“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在养殖业局地遭遇的“冰点”面前，公共权力应当传递出怎样的“热度”？
　　无论就地扑杀，还是暂停交易，针对疫情的“雷霆行动”，都体现出“舍小众、为大众”的公共利益优先原则。面对公共安全的潜在威胁，任何公民均需配合政府的集体行动。也正因此，对于没有过错、平白受损的当事人，公共财政亦应发挥“风险均摊”的职责，给予其必要的合理补偿。
　　从补偿的合理性，跃升到补偿的有效性，关键在制度。我们看到，本次禽流感防控中受到影响的沪上家禽养殖场、批发商，已经拿到了相应的补偿，比如每只草鸡补偿30元，每只二黄鸡25元，大体上达到了成本价标准。这是2005年《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出台后，财政合理补偿制度的日渐成熟。
　　但是，相比禽类“存货”的损失，市场主体更畏惧的是市场交易的剧烈波动。比如，有的合作社火鸡交易量锐减一半，一些家禽餐饮的消费量也骤降八成。尤为严重的是，疫情对消费者信心与养殖户的补栏积极性的持续冲击，更是雪上加霜，更会让市场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曾经的“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不都在价格剧烈波动的过山车上，戏弄过生产商、坑害了消费者吗？
　　所以说，走出“谷贱伤农、价贵伤民”的大起大落，较之直接的货币补偿，间接的政策补偿是更为治本的策略。市场失灵处，就是政府作为时。借取稳定猪肉价格的经验，建立起禽肉储备制度，以及通过补贴扩展农业保险的范围，长远思之，将对行业生产力的保护输送“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正能量。这些制度性的常态救济，不应视为简单的行政干预，毕竟，更好地扶植市场主体，才有更规范、更有效率的市场秩序。
　　风险社会中，民生、民心与有效的救济制度往往同向而动。有公共卫生的防火墙，才不会恐慌禽流感，有合理的补偿制度，才不会忧虑“全城杀鸡”，有抵御意外的制度细化，才不会在风险面前人人自危。因此，一两只鸡鸭的贵贱，不只是货币符号的逻辑演绎，还关乎民生的福祉，以及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执着信念。呵护民生的“制度安全网”越织越密集，承载“中国梦”的自信道路才能越走越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