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主导我国宏观政策的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或许正逐渐转向供给管理。这包括中性的货币政策、削减政府开支配合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等。
　　2010年以来，我国GDP增速不断放缓、通胀和房价压力却依然没有减轻，这显然是供应层面的问题。首先，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导致债务累积和货币超发。据世界银行口径，估算的2012年我国银行部门对国内提供的信用占GDP达到153%，创下历史新高，远高于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继续通过投资进行加杠杆的空间已经不大，而货币超发也使得通胀担忧挥之不去。
　　其次，长时间以来，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落后于GDP增速，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困难重重。虽然2009年以来出台“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刺激居民消费，但消费率依然低位徘徊不前，这表明简单的需求管理难以推动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最后，较高的税负和较多的政府管制，导致企业缺乏活力。同时，由于我国以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税制，导致经济下行周期，企业的税负不能有效减轻。
　　因此，从本质上讲，目前经济复苏力度低于预期是有效供给不足引起的。在此背景下，简单的凯恩斯式需求刺激对增长的边际拉动效应递减，而推升通胀风险的效应更加凸显。
　　美国、英国在上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阶段，通货膨胀、失业严重和增长停滞并存。虽然我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困难还远未及当年陷入“滞胀”的美英两国，但成因却有相似之处，措施有可借鉴之处，即在中性的货币政策下从供给层面发力。
　　第一，维持货币中性，对抗通胀和房价压力。面对通胀，美国和英国不约而同地选择控制货币增速，并均取得成功，美国CPI增速从1980年的13.5%逐步回落至1986年的1.9%。
　　第二，削减政府开支配合大规模减税。具体而言，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鼓励工人努力工作，促进可持续的消费增长，通过减税和加速折旧鼓励企业投资。美国分别在1981年、1986年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和促进个人消费增长，个人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由1981年的62%显著上升至1987年的65.4%。
　　第三，放松政府干预和管制，在公用事业部门引入多元投资者，给予企业与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
　　事实上，我国经济政策有转向供给管理的迹象，包括实行结构性减税，但力度仍远远不够。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仍然广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很大，通过改革释放被约束的供给要素，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