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并不是新概念，中国人编织城镇化的梦想，已为之上下求索了近一个世纪。现在高层重提城镇化，并将其作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策，那么，新型城镇化到底“新”在什么地方？按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马凯的说法，“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农业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乡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扩散的历史过程。”据此，笔者理解城镇化包括三重含义：一是城镇化是农业工业化的历史阶段，没有农业的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二是分散的农村人口群落向城市集聚，形成农村人口居住生活方式的集成化；三是农村的耕作文化，宗族自治和政府治理相结合的文化方式转变为现代民主治理的方式。
　　试想，历经20余年，我们举全国之力安置了140万三峡工程移民，基本上还只是空间的迁移，并未升级到城镇化的高度。未来城镇化的数亿人口大迁徙，要动用多大财力与物力？难怪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大胆推断：美国的高科技与中国的城镇化，是决定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
　　中国的城镇化真有如此大的作用吗？且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西方国家经历了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供求已基本平衡，更多时候是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由于西方福利体制较为完善，生活安逸、勤劳不足，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此。中国在总体上生活水平不高，尤其农村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人们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欲望非常强烈。如果政策得当，不走弯路，中国的城镇化步伐会非常快，由西方人摸索出来的城镇化，中国人将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果能如此，城镇化催化出来的巨大需求，正好吸纳美国科技革命创造的生产过剩。这样，世界经济在供给与需求两方面达到了相对平衡，必将快速稳定的发展。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靠出口战略，外贸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达到35%以上。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世界市场吸纳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潜能在逐步缩小。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
　　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向城市社会性的供给需求方式转变，这就需要加大现代服务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有力拉动投资需求。城镇化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以加快供电、供水、道路、通信、燃气、热力、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商贸、金融等各类服务业的设施建设。城镇化需要大量房地产投资，以满足住房需求和工商业生产经营需要，这样由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所创造的生产能力的巨大提升，将由源源不断升级的城镇化所释放的内需潜力所吸纳，从而达到中国经济在不断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动态平衡，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稳定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中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西方国家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多在80%以上，我国服务业多年来徘徊在40%左右。服务业严重滞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其中由于大量散居农村人口的存在，农村服务业难以形成规模化。城镇化带来的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不仅能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的生活性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而且能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发展，从而能够使服务业范围不断拓展、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比重不断提升，最终改变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局面，推动形成一、二、三产业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现代农业是建立在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生物智能化等基础之上的高科技农业，其实现形式是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中国要实现农业的“四化”就必须让部分农民脱离土地，引进社会资本将土地整合起来，改造农田基本设施。因地制宜，根据当地民俗及产业资源特点建立真正符合农民需求的城镇，让农民既能闻到乡土气息，又容易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还能享受城市的生活品质，这样才能让农民真正放心离开土地，安心居住在城镇。
　　农业产业化涉及种植、养殖、加工，需要大量廉价的产业工人，城镇化无疑为这些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和后备军。这些刚离开土地的农民由于对农村、农业非常熟悉，稍加培训就可以培养成较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而城镇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这又会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
　　城镇化还是促进社会治理方式民主高效的催化剂。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由于各国的主要政权机构或政治中心在城市,城市的自身发展、建设和改革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城市作为民主政治的发祥地始终处于先锋地位。可以预料，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将更加民主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