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组通过对重庆、武汉、郑州、嘉兴实际调研得出的结果。农民工市民化并不困难，之所以迟迟无法推动，是地方政府在莫名的害怕中不愿承担责任。
在2010年的时候，课题组对重庆、武汉、郑州和浙江省嘉兴市的市民化成本进行重点调研，调研主要采用座谈会和访谈的形式，各个城市的教育、医疗卫生、民政、财政、公安等相关部门参加座谈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事实上，该结论建立在地方政府数据的基础之上，可能比较乐观。
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成本有不同的结论，从2万元到10万元不等。当然，最有意思的结论就是，考虑到农民工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贡献，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可以享受土地的级差地租，农民工进城是城市的还债过程，不需要什么成本。许多关于消费、关于房地产市场天花乱坠的预期，就建立在农民进城鸡生蛋、蛋生鸡，资产无限增值理论的基础上。
天花乱坠的前提子虚乌有。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较高，有时候是隐性的。
未来进城的农民多是贫困一族，富裕群体早就在城市中买了房子，通过种种手段完成了市民化的过程。农民工不可能拿回城市化过程中损失的级差地租，农村土地大多被廉价征用，40年或者70年的使用权费用被一次性计入地方政府收入，绝大多数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负债累累，拥有级差地租的地方不断成为城市新区，级差地租一旦被拿走，就永远拿不回来了。地被圈占、地钱被用的过程，不可能回头。
据调查，昆明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1500元以上的仅占29.7%，1000至1500元的占43.4%，500至1000元的占26.4%，还有0.5%的月收入为500元以下。41.7%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收入不够用，44%的能基本维持生活，仅有6.4%的有富余能寄钱回家或储蓄，还有7.9%的需要家里补贴才能生活。而去年昆明房价均价到达7300元/平方米左右，把农民工排除在购房群体之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报告中，假设各城市对10%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按每人30平方米，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成本3000元/平方米（各地有所不同，按不含土地的建设成本计算）计算保障性住房的支出。10％的保障房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都需要保障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数据起码得提高40个百分点。
深圳或者北京近郊农民获得高额级差地租，只是在中国一线城市出现的特殊现象，绝不能视作常态。
隐性成本是就业机会与技术培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为很难跨越层级鸿沟的平民一族。农民工进城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难，任何时候，就业都是大问题。最近招工难之说不绝于耳。与乐观主义者的说法相反，年轻的农民工可以寻找职业的空间并不大。
无论是第几代农民工，在制造业大发展期间，居然没有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技术培训体系，是制造大国的悲哀。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和补贴，就像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一样，不知道填到了哪个黑洞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与中山大学2009年所做的联合调研中，广东农民工工资的两大用途是老家造房与教育孩子，老家造房是为了将来回老家养老，占到了农民工总开支的33%；教育孩子是为了让下一代摆脱代际贫困循环，支出的三分之一用于子女教育。
在上海等大城市中，小学生人数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已经与当地人子弟数量相近，甚至更多，而武汉等城市也在兴建学校。即使如此，笔者在云南山区看到的情况还是，大量儿童随祖辈生活、在当地学校学习，如果这些孩子随迁到父母所在地的学校，以昆明近150万农民工与未来新生代农民工近90万的两个左右的孩子计算，仅昆明一地就要新增十所以上规模庞大的学校。
没有教育的公平，就业机会不可能公平，政府所承担的成本会更高。
有论者指出让农民工朋友留在城市，同时保留原有承包地与宅基地，是画饼充饥，没有实现的可能。拥有双重机会，就等于城市与农村双重体制的保留。对于农民工而言，需要的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也不是高福利，而是基本的教育、就业平等的机会，这也是改变代际贫困传递的唯一机会。
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明确机会公平比结果公平重要，数亿农民工能够获得机会的公平，能够自食其力，能够选择好的农民工学校就学，就是最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