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近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正迎来重要转折点。尽管GDP依然保持较高增速，但其背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风险重重：地方财政债务风险、影子银行风险、过度投资等问题越来越凸显。究其根本，在于中国经济依然以“GDP”为纲，把GDP核算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标尺。
GDP核算存在一些误导：一是GDP是流量核算，只能反映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不能反映国家的财富存量；二是GDP核算只反映了最终产出和总收入，未反映为获得总产出而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没有考虑生产和消费对自然资源、环境所支付的生态成本和其他外部性，更不能反映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以及经济结构是否优化；三是GDP核算更多关注投资、消费、进出口等需求的变化而忽视供给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不能够反映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要素结构的变化；四是GDP以产出为核算标准，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容易高估经济规模和总量，造成“增长幻觉”。同时，重复核算和过剩产能很可能被计入GDP核算中。因此，以GDP为纲的考核体系是导致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经济总量虚增的重要原因。
以“GDP为纲”的经济发展思路，其风险已经越来越明显，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质量差，资源效率和竞争力低下，也更多地表现为维持增长导致负债水平的飙升。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表式扩张，导致政府负债的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全社会的债务率（杠杆率）已经上升了40个百分点。
特别是2008年期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并针对重点需求进行扩张。比如，鼓励住房消费，启动政府性债务融资平台、加大周期性行业投资等，随着银行信贷规模扩张以及投资加速，经济出现了强劲反弹，但包括政府、居民、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内的不同部门债务率上升都比较快，表现出较明显的负债表扩张性质。去年以来，经济处于下行区间，企业利润增速全面下滑，以及亏损面不断扩大导致企业账款拖欠现象严重、账款构成比例上升、账款周转率下降等风险开始显露。
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地方债务风险也不断加剧土地出让金和财政税收难以满足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为解决城镇化建设的融资难题，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城建公司、城投公司等调动社会资金和银行贷款，形成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两年前，地方债务遭遇银行贷款严格限制之后，由于政绩与基建项目高度关联使得地方债务并未得到遏制，而是转移至银行表外通过城投债、信托等理财产品滚雪球式扩张。平台贷、城投债、各类信托以及政信合作等债务融资模式成为首选。
中央结算公司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地方政府债发行2500亿元，较上年增加500亿元；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城投类债券累计达6367.9亿元，较2011年增加3805.9亿元，同比增长148%，增幅较上年同期扩大120个百分点。除发行债券外，地方政府通过信托借款获取的资金也增长显著。2012年四季度末，信托公司政信合作项目余额5016亿元，较上年增加2479亿元，增幅高达97.7%，债务风险隐患日益凸显。
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思路必须从短期应对向长期发展转变，为避免我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出受到不可预见的巨大冲击，切断“经济扩张→债务扩张”的高风险链条，彻底改变以“GDP为纲”的增长标尺，认真地衡量增长背后的成本和代价，也许这才是防范风险，化解危机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