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在你看来，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的总体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王岳平：我国产业结构矛盾表面上是三次产业之间关系的不协调，实质上是产业链和价值链中过度集中于生产和加工制造环节的中低端，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品牌等关键环节滞后或缺失，由此带来产能过剩问题突出，能源、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贸易条件恶化、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服务业比重偏低等一系列问题。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应以 “突破关键环节、提升价值链”为重点，通过创新创造价值、服务提升价值、低碳拓展价值，促进经济服务化、工业新型化、发展低碳化。
　　为此，应推进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向依靠质量、品牌和服务等非价格竞争转变，加快实现由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由高碳型向低碳型转变，产业政策也应由过去倾斜式的结构政策为主，向支持关键环节的功能性政策为主的转变。
　　在很大程度上，在产业升级中应解决“三个过度，一个缺失”的问题。即：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全球分工中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和加工贸易、竞争战略过度依赖成本价格，而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研发设计、营销、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高端环节缺失。

　　中国经济时报：有一种说法，产业升级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做到什么程度的产业升级才能真正跨越这一陷阱？
　　王岳平：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摆脱由低附加值环节的分工向中高附加值环节的分工攀升。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实现由要素驱动为主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创新驱动，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管理创新、品牌培育、渠道建设等非技术创新。而且要由以价格竞争为主向以质量、品牌、服务等非价格竞争为主的转变。同时还要有实现上述两个转变的制度环境。比如，鼓励创新和非价格竞争的知识产权保护、诚信体系，摆脱过度追求增长速度的政绩考核机制。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可能遇到的障碍有：一是能否有效摆脱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二是获得高生产率、高收益率的条件，包括创新激励、人力资本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制度条件。三是收入分配能否形成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市场，即劳动报酬能否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中，发达国家实施的产业回归会对中国的高端制造业等产业形成什么样的冲击，应如何避免？
　　王岳平：关键是自己怎么做，而不是别人怎么做。发达国家一直在高端制造业占有垄断地位，我国的产业政策就是要鼓励企业积极向高端制造领域进军，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