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邻为壑”盛行，促进“共同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的今天，寻求共同发展对身处国际经济秩序变迁中的亚洲来说尤为重要。在此大背景下，步入第十三个年头的博鳌亚洲论坛，随着中国和亚洲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分量不断增加，影响力已非同小可。至于德国财经网上周六直言不讳地提出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了达沃斯论坛的对手，倒是大可不必担心，因为博鳌论坛有着自身的使命。
12年前，当博鳌亚洲论坛成立时，无论是美欧国家领导人、企业领袖还是主流媒体，都没有太把这个来自中国的亚洲声音制造场所当回事。其时，中国，刚刚加入WTO，对融入世界经济的前景既满怀期待又忐忑不安。不妨比较一下当时的中美经济数据，2001年，中国GDP为1,1590亿美元，美国GDP则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而得益于入世红利分享、国际产业转移、中国自身的技术进步与制度改进，12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达到8.23万亿美元，美国当年的GDP为15.38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已相当于美国的54%。至于对外贸易，经过11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外贸规模与美国仅有100亿美元左右的差距。鉴于美中经济的此消彼长日趋太过明朗，以至于欧美不少经济预测人士开始将2016年作为中美经济地位发生逆转的时间拐点。可以说，今日中国，已是不折不扣的超级新兴经济体，相应的，发自中国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的声音，即便刻意低调，也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国际影响。
而就亚洲的整体经济力量来说，在2012年全球70万亿美元的GDP中，亚洲创造的份额就超过30%。去年的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国、日本、印度分别以8.23万亿美元、5.3万亿美元、1.8万亿美元位列第二、第三、第十。预计未来十年，印度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超越法国、英国甚至德国，晋身世界前五的行列。目前排名世界十五的韩国，也有可能进入世界前十位经济大国之列。加上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东南亚、石油经济力量极为雄厚的西亚以及发展潜力不容忽视的中亚，整个亚洲在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显著提升，在不远的将来占据全球经济的半壁江山，并不出人意料。
很清楚，把亚洲作为一个行为整体来看，无论在哪一个层面，都应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乃至新秩序构建的积极主导者。
问题是，当下的国际经济现实却与此发展态势相背离。
诚然，十年前，优越感十足的G7成员国领袖们可以漠视乃至罔顾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呼声，可以凭借他们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把持忽悠亚洲发展中国家；但如今即便是美国都在担心自身的头号经济大国地位在未来是否依然稳固，因此也格外担心能否继续维持经济与金融主导国地位，更遑论那些相对实力下降更快但仍是重要既得利益者的二流资本主义强国了。
不过，一向信奉实力至上的美国着实老辣，在不改变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绝对控制权的情况下，近年间一直在通过削弱欧洲伙伴国的投票权来满足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扩大话语权的愿望，甚至还在几年前通过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特佐利克放出风声，认为世行的改革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此颇富煽情地呼吁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比例进一步增至50%，世行投票权的安排应该反映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现状，体现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的作用，增加其话语权。其实，这正是作为全球顶尖战略高手美国的高明之处：山姆大叔早就看出，世界银行在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有逐渐边缘化之势，即便将来某一天由中国人接掌世界银行行长之职，大概也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多大影响；而在关系到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方面，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有实质性让步的，非得严守15%的投票权底线不可。换句话说，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已默认世界经济力量正在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的事实，并乐意看到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制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他们只是想把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中，而绝不会容忍挑战既有的国际经济准则，绝不会轻易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扮演世界范围内的积极主导力量。
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全球经济秩序处于断裂与重构摩擦性对接的微妙时间窗口，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亚洲，若要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既有赖于绝对经济实力的增强与经济一体化机制的搭建，也取决于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能否消除非合作性博弈，更离不开基于区域发展范式与大国共性的亚洲新角色的重塑与国际担当的确立。
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三大经济圈中，亚洲是唯一没有真正搭建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极为复杂的国家关系尤其是外部势力的严重干扰，使得亚洲要构建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经济一体化融合机制异常艰难；过去160年间一直在坚持脱亚入欧的日本，面对经济规模被中国超越的事实，如今试图借力新的亚太贸易协定（TPP）来钳制中国，恰恰反映一衣带水的日本不愿看到中国崛起的岛国心态。而日本有意展开与中国的非合作性博弈，正是亚洲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最大障碍，也是提升亚洲经济话语权的重要掣肘。当然，这些年来经济屡受外部金融力量工具击打的亚洲，能否在推进一体化的进程中萃取出具有普适意义的经济模式，进而在找寻大国共性的基础上，打造亚洲在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的新角色，承担与本地区经济实力相称的国际义务，也是塑造亚洲新坐标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