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发改委“三年限涨令”即将到期之际，全国各大景区再度集体调价。据悉，包括瘦西湖、峨眉山、黄龙洞等在内的知名景点均已宣布上调门票价格，涨幅普遍在20%以上。
　　当前门票销售几乎承担了景区所有项目开支，涨价似乎成为其“必选”的增收渠道。事实表明，行政限涨令未能消弭国内景区门票涨价的冲动。对于涨价原因，景区大都以维护成本、员工工资上涨、环境资源承载能力有限作为回应。然而，对于景区维护成本具体有哪些、工作人员开支上调幅度是多少、景区承载极限是多大、门票收入规模到底有多少、是否有压缩管理成本的空间等与涨价相关的核心信息，外界鲜有渠道得知。在财务信息公开渠道不畅的语境下，公共自然景区很有可能沦为私人揽金重地，引发人们“玩不起”的感慨。
　　有媒体曾对中外“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门票价格进行对比后发现，我国景区门票价格普遍高于国外同类景点，游览一次张家界所花的门票费用，足够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游览三遍。而且，国外不少国家级和市级公园都免费开放。门票水平大相径庭的背后，是景区定位及运营模式的迥异。
　　在许多国家，景区被明确定位为公益事业，纳税资金经由财政转移支付后，有一部分固定投入到公共自然景观的改造和维护中来。与此同时，在多元化经营模式下，景区会围绕自身资源特色开展一系列衍生服务，以减少日常经营对门票收入的依赖。比如法国卢浮宫通过设立营业摊点、场地出租以及外部赞助等形式实现了有效运转；墨西哥金字塔则借助酒店业、餐饮业、纪念品和工艺品销售、出租车和导游服务等实现客观利润。
　　反观国内景区，门票下调空间较为有限。一方面，地方财政不会给予景区强大的财政补贴，相反还可能通过“门票经济”来补贴当地的财政。当前，除了社会投资建设的景点门票价格由运营方自行制定外，其余景区门票价格均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掌控着大多数景区的门票价格决定权，在事权大于财权的现实压力下，难免滋生以景区收入补贴财政缺口的冲动。另一方面，在外部监管弱化的格局下，景区缺乏改善服务水平、延伸产业链条的动力，对创新性旅游项目鲜有大胆尝试，由此无法摆脱对门票收入的依赖思维。
　　以此观之，在景区公共属性定义不清、盈利模式单一的局面未有实质性打破之前，国内门票价格难以脱离“三年一涨”的窠臼。实现民众轻松畅享公共自然风景的关键，还在于为门票卸下不该承受的诸多“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