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报道，为了推进城镇化建设，目前全国酝酿撤县设市（区）的县有上百个，而据一些地方政府层面的说法，仅仅在广东、贵州、云南、陕西四个省份，就有60多个县提出撤县设市(区)。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中国的城市体系，并非完全是一种商业文明的结果，而是根据不同的行政层级设置的行政管理中心，比如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地级城市以及县级城市等不同层级，资源逐级向上聚拢，而较高级别的城市因是更高权力机构所在地，因此，可以领导和监督下级城市。
　　这种主要以行政权力来划分资源的做法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高级别的城市拥有各种政策、资源优势发展经济，这种优势并不是市场的结果（比如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而是行政框架的产物。这种优势会吸引更多的人涌入直辖市或省会城市，从而制造一些城市的“大城市病”；另一个结果是，中国拥有太多的城市，但是一些原本承担行政管理中心任务的城市，人口规模不足，无法在经济上发挥集聚效应。
　　这种形态非常不利于提高城市化水平，一部分中小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不过就是把郊区被占土地的农民市民化而已，城市化是本地化过程，而非移民的聚集。而拥有优势资源的大城市不可能无限制地继续吸收移民，因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水资源匮乏等大城市病已经出现在一些城市，这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因此，一种在行政上提高城市地位的方式出现，即撤县设市（区），让县城享有更多的权力和政策资源。比如将县级市提升为地级市，就可以在其管理的其他县级城市吸收更多的税收和资源聚集到市，而且在撤县设市的过程中，上级政府会拨付一大笔建设费用，由于政治地位的提高，这些城市也更容易招商引资，等等。
　　这是一种给予权力资源扩大城市的做法，是行政主导而非市场。因为它不是基于城市产业扩张与市场扩大而形成的人口聚集，而是人为“造城”。在过去十年，有太多的例子表明，每一个撤县设市的地方，都会大规模兴建“新城区”，如果不扩建新城，则不能体现其政治地位的提升，这种建设有时候与当地人口的需求相去甚远。
　　现在已经有充足案例表明，那些大造新城的城市，新城人气非常不足，甚至有些地方出现“鬼城”。这意味着通过提升城市地位，进而兴建“新城”的城市化过程，是违反城市发展规律的。这不能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因为这个过程提供的只是短暂的“项目就业”，一旦工程完工，一些农民工就无工可做。
　　但是，仍然可以用行政手段，将其所辖的县城部分人口，转移到新设的“地级市”中来，从而以损害“县域经济”为代价，壮大地级城市。这不是一种增量，而是按照重新分配资源的结果。事实上，所有的城市都应该处于同一位置，即都是为本市或县居民服务，但目前的城市层级制度，让城市不是主要基于为投资者和居民提供服务展开竞争。因此，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应该继续不断推动。
　　这种形态在经济上也存在不合理，有时候，在一些地方会形成资本和人才的错配，因为资本和人才会流向那些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等），导致“大城市病”，降低经济活动的效率。而那些本来能够提供高回报机会的城市，却无法吸引到足够的资本和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