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率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至关重要。一般情况下，消费率高，抗风险能力强；消费率低，抗风险能力弱。特别在经济转型时期，消费率的高低，更对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转型步伐影响极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这些年经济发展速度极快，按理说消费水平应当比较强，消费率也应当比较高。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消费不仅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力，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健康、有序的稳定器，反而成为影响抗风险能力的短板。
据媒体报道，近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岭南论坛上，工信部部长苗圩介绍，我国的消费率已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9.1%，其中居民的消费率由46.4%下降到35.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反，2011年的投资率却高达48.3%，比世界平均水平22%高出26个多百分点。
消费率水平急剧下降，显然与投资的挤出效应密切相关。因为，在所能提供的经济总量基本相等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大了，消费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就会下降。反之，只有投资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下降，消费对经济总量的贡献才会提升。
问题是，投资与消费相比，对政绩的影响要大得多，也快得多，更容易形成“眼球效应”。也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总是将投资拉动作为最主要的工作目标，在资源配置、政策扶持、环境营造等方面，给予最大力度的支持、帮助和引导，并不惜一切代价地直接参与组织。这些年，政府负债快速上升、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房价和地价急速攀升，都与过度强调投资的拉动作用有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地方政府在发挥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时，能够更多地考虑生产性投资，对消费会起到一定程度的提振和推动作用。但地方政府并没有关心投资与消费的协调，而是将投资主要集中于非生产性投资。这也是房地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投资与消费没有形成互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应当是消费水平不高、消费率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影响消费能力和使消费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出口与消费的关系协调不力。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口确实应当成为重要的拉动手段之一。前提是，出口必须与国内消费协调运行，形成强大的消费合力。可是，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出口与消费基本是割裂的，地方政府对出口的重视，也远高于消费。一方面，在政策上，出口能够享受许多优惠政策，而国内消费却没有政策可享受；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的价格也远低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造成外国人与中国人消费的成本不一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年国人时常会到国外购买本国生产的产品。原因不仅仅在于对外国产品有特殊“情结”，而在于很多产品在国内的价格高于国外。而且在国内买的东西质量没保证，在国外购买却有保证。如此，国内消费水平如何不下降呢？消费率又如何不下降呢？过度重视出口，对国内消费也形成了不小的“挤出效应”。
当然，影响消费和消费率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居民的消费能力不足。原因在于，除了投资、出口等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之外，就是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挤压。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由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过快，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出现了严重下滑。加之住房、读书、看病等支出大幅增加，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严重滞后，不仅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逐年下降，而且消费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后顾之忧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还如何发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呢？
尽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刺激消费政策，但是，实事求是地讲，除少数产品在某一时期形成需求拉动之外，从总体上讲，消费的拉动作用基本没有发挥，直接造成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大大下降，以至于在金融危机面前，应对能力和抗冲击能力严重不足。
眼下，出口在短时间内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拉动力，投资也陷入瓶颈，不可能继续保持高增长率。唯一的可能，就是消费拉动。但是，按照目前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动力，要想通过消费来提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又谈何容易。正因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迟迟不能发挥，又反过来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形成了恶性循环。
如何在消费需求上寻找到新突破口，如何有效提升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率，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经济转型、经济结构固然重要，如何通过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推动消费水平的提高，应当是最紧迫和最关键的问题。如果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不能对消费起到提振和推动作用，将很难达到目的。即便是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不能单纯地就产业谈产业，而必须与消费紧密相连。对中国来说，只有消费真正启动，消费水平和消费率提高，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才能真正得到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