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陕西省重点招商项目、投资2亿多元的阿房宫景区，在运营13年后将作为违章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耗资更多的“阿房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投资2亿多元，运营13年，到底划不划算？现在来算这笔账，似乎已经迟了。因为，仿造的秦阿房宫景区大部分位于阿房宫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控制地带，从保护遗址的角度它将被拆除——拆迁通知，去年5月就已下达。
　　或许，这笔账在当地政府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2亿多元投资，早就服务于地方经济的GDP中去了。地方似乎更愿意，以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的名义，以更大的投资，新建规模更大的“阿房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随着该项目更多的背景细节被披露，不难发现，从引资到“未批先建”，再到面临被拆，某种“规则”都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招商时，作为陕西重点招商项目，当地不惜“特事特办”， 仅在国家文物局的“默认”下就开始上马；如今，要申遗、要建设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必须重新按规建设，就地修建也不行，“因为和国家文物局制定的遗址保护规划方案有冲突”。
　　文物局的“规则”，在这一事件中，只不过是权力予取予夺的资源罢了。权力对之运用自如，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果断“打擦边球”，文物局也自动隐身并予以“默认”；需要的时候，它是拆之无商量的理由。彼时，突破规则能成为显示当地官员优化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刻，它不过是压死“阿房宫”的最后一根稻草。
　　纵观“阿房宫”的命运，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家文物局并未能直接决定“阿房宫”的去留，但是规则的暧昧和松动与否却一直决定着它的命运。这个过程中，地方权力与上级职能部门，共同勾画出了一幅配合默契的图景——权力需要，规则可自动隐蔽；而一旦权力意志转移，规则立马又可“复活”为正义的守护者。
　　可以肯定的是，不久之后，一座新的、更为气势恢宏的“阿房宫”将耸立在西安。只是，到底有没有人承担违建和违规审批的责任？西安市民在如此耗资巨大的公共项目中，该拥有怎样的权利？投资者的损失谁来埋单？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得而知。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警告言犹在耳：“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短命的建筑各有各的不同，但其命运的造就机制却大致相同。一个被政府钦定的招商项目，职能部门的管理秩序就可以被轻松消解，短命建筑如“阿房宫”的命运之殇，恐怕也就早已埋下。这便是它们共同的生命密码。
　　今年“两会”后，政府职能转变的议题再次引发热议。放权、减权被视为政府转型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政府的权力究竟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合适，似乎还没有标准答案。其实，回到短命建筑的现象上来，所谓放权、减权，政府不能轻而易举单方面决定一个公共项目的命运，便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