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邓永恒教授，搜集了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绿色官员升迁难。根据这项统计，如果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那么他升官的几率是负值。媒体的这则报道，值得为官者和决策层反思。
　　事实上，干部升迁与GDP直接挂钩，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不仅各地官员心知肚明，社会大众也无不熟知。邓永恒教授对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来政绩和升迁结果的统计对比，更加充分地验证了这一点。在我们现有的干部考核奖惩体制里，官员干得好不好，全看GDP增长得快不快，数字好看当然好，不好看也要通过注水的办法让它尽量好看；至于民生啊环保啊这些，那都是次要的，最多只是在场面上用来做给公众看。
　　于是，地方官员的GDP崇拜越来越严重，为此不惜罔顾一切，无论是民生艰辛还是环境破坏，皆不放在眼里。与此同时，公众对GDP却越来越冷漠，因为GDP快速增长带来的成果分配，国家所得始终远超民众所得；随着GDP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财政收入增幅连年超过GDP增幅，居民收入增幅却远远落在GDP增幅之后，其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更是二十多年连续下降。
　　诚然，GDP是一把非常重要的尺子，代表着一地的经济实力和财富规模，是公众福利增加的基础。但是，任何数字都有它的局限，GDP的相关统计数据亦然：它只反映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但并不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不计算经济增长背后的各种成本。套用美国前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说，GDP既不表现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没有反映社会的教育质量；既不代表文采的优美，也不体现家庭的和谐；既不证明辩论的智慧，也不显示政府的廉洁。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也没有反映我们对国家的贡献。
　　揆诸现实，GDP崇拜带来的最大问题，除了对周围环境的直接破坏，还有对基础秩序的间接破坏。比如为了招商引资，让完环境让土地、让完土地让税收、让完税收让法律……为什么我们喊了那么多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却难以感受到实际的改变？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对GDP增速的过度追求，让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真正着手转变；GDP政绩的压力，像一股推动车轮快速向前的力量，车轮既停不下来也不敢停下来，于是经济转型升级就缺少了有效的空间。
　　“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升职概率将高于8%”，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数据。因为它对官员的引导作用，将直接反映为公众幸福感的减少。我们常常说，民生幸福重于GDP数字，“富民”永远比“富GDP”重要。可是，官员也是人，也是有私利的；如果GDP官员总能不断获得提拔机会，而民生官员、绿色官员却得不到重用，官员的GDP崇拜就不可能调整为民生崇拜。要真正地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要实现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就应该首先在干部考核机制上做根本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