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江刀鱼到明前龙井，从高档餐饮到名酒消费，诸多信息表明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整治公款吃喝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来自国家统计局“今年头两个月全国消费增速突然放缓”的数据，更是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成效。同时，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专家陈新年也指出，“一般消费增速都是相对平稳的，现在增速下来，特别是高档餐饮消费负增长，说明公款吃喝下来了，影响了整体消费。”
　　整体消费出现了低迷的局面，普通民众并不是特别在乎，反而有些亢奋。一方面，公款吃喝的势头得到了遏制，社会风气也会逐渐好转；另一方面，一些官员常常抱怨应酬繁多，饭局就像马拉松，如今这个局面得到控制，“回家喝小米粥”的梦想大概很快就能实现了。
　　不过，面对因公款吃喝得以控制而导致的“消费低迷”局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亢奋。比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就表示：“考虑到消费形势不好，整个经济搞不好可能要重新走回到过去加大投资的老路上去。如果加大投资，可能会引发新的高通胀。”言外之意，靠公款吃喝拉动经济消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类似忧心忡忡的观点其实并不鲜见。在反对铺张浪费等“八项规定”提出之初，就有“如果对公款吃喝、公务接待动真格，就会抑制市场繁荣，影响经济发展，导致很多人丢失饭碗”的论调。从纯经济的角度看，公款吃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动消费不假，但实际上，这是用纳税人的钱制造的虚假繁荣。有句俗语叫蜻蜓吃尾巴——自吃自，用公款吃喝来拉动的消费，不过是把纳税人的钱收上来，再转手花出去，凭空折腾出了GDP。
　　何况，考量公款吃喝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能仅仅盯着它所产生的那点“拉动消费”的经济价值，更要看到它腐蚀官员、败坏社会风气的破坏性。也就是说，“公款吃喝”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远小于它在社会效益方面的破坏力。如果把公款吃喝的这部分钱用在保障民生等方面，或许不能立竿见影地拉动消费，却为普通百姓消费信心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说过，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那些忧心遏制公款吃喝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其实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的消费经济必须靠公款来拉动，那只能说明这个“经济质量”有待改善。实际上，在当前的社会经济领域中，“倚公”、“傍官”现象甚为突出，一些企业在找资源找销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服务于市场大众，而是怎样才能搭上政府这条线，他们无不希望通过官员客户等资源，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垄断”利益。当公款吃喝得以遏制时，“集团消费”降了下来，断了“官”线是根本原因。市场领域中的“倚公”、“傍官”本身就不健康，以此制造经济繁荣、拉动消费，只能是饮鸩止渴。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在转变作风的同时，还适当地调整了“经济质量”，一箭双雕的民心之举，即使暂时导致消费低迷，也是得大于失。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变革”来临时，各种各样的借口也是如影随形。比如政府要调控房价了，有舆论就认为房价一降产业链受损最终伤害的还是百姓；比如官员财产公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诸如历史原因等众多抵制“借口”接踵而来。每一场变革中，总有被“绑架”的元素，只不过，整顿公款吃喝中，有人“绑架”了中国的消费市场。
　　“无消费，不市场。”我们需要健康的消费市场，但这个市场绝对不是靠公款消费来支撑的，它的繁荣也绝对不能靠牺牲政治昌明来换取。即便公款吃喝的遏制，影响了消费市场的“繁荣”与经济指数的增长，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她应该能够承受，而且，她的民众也愿意承受这点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