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结束了此前许多人的半饥饿状态，中国经济由此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巨大成绩，使许多人患上了市场经济崇拜症。其实，透视市场经济的本质，我们会发现，市场经济在一个社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市场经济是地道的舶来品，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以农耕为本而以商业为末，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对于商业和商人深怀芥蒂，因为古人对于市场中的人性，抱着一种深深的怀疑。所以，即使像胡雪岩那样富可敌国并对收复新疆做出巨大贡献的红顶商人，也只不过是被封个荣誉性的二品顶戴，象征性地在紫禁城骑马走一圈就算皇恩浩荡，要想真正由商入官，没门。显然， 传统中国的政商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界限。
　　重农抑商政策无疑有其偏颇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人对于市场的提防一无是处。他们本能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需要边界的，有些东西不能市场化。这到底是愚昧，还是洞见？
　　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馒头、食用油、肉、蛋、牛奶、蔬菜变得让人胆战心惊，空气开始令人窒息，连地下水都让人生畏，更不用说道德底线的失守和人性的沉沦所带来的巨大心理震荡了。怎么，市场经济有毒吗？
　　是的，市场经济从来就是有毒的，不仅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精神教父亚当·斯密也认识到了。他说，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他们却通过看不见的手无形中促进了大众利益。人们为斯密发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吸引，却忽略了他思想的重要前提：市场是以人性中的恶作为动力的，每个市场经济中的主体都是自私自利的。自私有意插花，利他则是无心插柳。一个人牺牲他人来保全自己，并不违背市场的利己法则。
　　正是由于对于人性恶以及市场毒性的清醒认识，西方人才努力给市场经济戴上两个笼头：信仰和法治。代表前者的是基督教，代表后者的是宪政与法治。
　　通过宗教确立来世的终极关怀，在金钱这个世俗的上帝之外，找到了一个超越性的上帝；通过法治和权力制衡，在市场和权力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宗教与宪政，犹如两道有力的绳索，最终划定了市场经济的边界，斩断了权力与商业的连环套。宗教、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三驾马车，形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架构，实现了文明几大子系统之间的彼此约束。
　　反观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基础则是十年“文革”留下的废墟。“文革”在政治上全面否定和践踏法治，就是所谓的“无法无天”；在文化上则实行打倒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也即所谓的批判“封资修”，要知道，这三个字其实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成果。
　　文化上的自掘祖坟和政治上的“无法无天”，使得“文革”彻底破坏了传统中国数千年间建立起来的礼义廉耻，摧毁了中国社会曾经拥有的对于拜金主义本来就不强的免疫力，构成了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于是，市场经济如同决堤的洪水，很快就淹没了一切，文化、教育、宗教、司法、慈善等一切本来属于非经济性的领域，也都遭到市场经济的入侵，成了市场法则恣意妄为的领域。我们本来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却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市场社会，于是，连少林寺都难以抑制上市的冲动，连出世性的佛教都难以幸免。
　　市场经济无疑是一个好东西，但它天生是有毒的，此种毒性只能靠宪政法治和信仰来中和并消解。既然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我们，不可能摆脱市场经济，那就需要构建人生信仰并建立宪政与法治，为市场建起坚固的防洪堤。一个正常的文明需要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相互制约和彼此耦合，而一个失去了宪政法治基础和道德约束的市场经济，不但必然是有毒的，而且注定是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