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称，全国三公消费总额已突破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回应称，三公经费没有9000亿元这么多，从近两年预算来看，三公经费逐年下降。他称三公经费绝非越少越好，更应强调适度。（中国经济网3月26日）
　　“三公消费”与“三公经费”不是同一概念；公务员消费，由企业或个人埋单，算不算三公消费？尤其是，党政机关消费不用财政拨款，而用“小金库”支付，算不算三公消费？假如这些问题不厘清，七嘴八舌争论三公消费是否达到9000亿元，这有何益？！
　　三公消费是否达到9000亿元，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前我国的“三公消费”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越来越触及公众的心理承受底线？三公消费过多过滥，挤占民生投入，挥霍百姓纳税钱，诱发官场腐败，割裂干群关系，损伤政府公信力，这些危害无须多重复，关键是要着力查找三公消费畸高的症结，从制度设计上约束和遏制。比如，方方面面的社会监督不能缺位；签字报销制度不能再依靠“一把手”的“一支笔”，而是要公示，要实行集体签字制度等。
　　此外，三公消费“不差钱”的现实也是我们必须扭转的。
　　一些党政机关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预算内的财政拨款；二是纳入财政统筹的预算内资金——这部分资金是各机关单位“创收”的，如房屋出租等，这部分资金表面起来是纳入了预算，但实际操作中，却大比例返回资金给创收单位；三是，物价部门许可的、所谓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如审批盖一个章、进行一项检查、搞一次培训、组织一次评选……一次低成本的活动，收费动辄成百上千元，累计起来，其数额自然大得惊人，这些资金基本是百分之百留用。另外，还有一些号称“二政府”协会收取的天价会费等。
　　除了预算内资金来源，一些党政机关在三公消费上根本“不差钱”。比如，财政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的2013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12年政府收入达18.48万亿元，与财政收入相差6万多亿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分析，这说明，有6万亿元左右在体制外循环，掌握在各级公共机构手中。
　　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以及“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以来，公款吃喝之风有所收敛；李克强总理上任时“约法三章”，这些都见证了中央新领导集体遏制三公消费的决心和信心。空谈误国，遏制泛滥的三公消费，最关键的就是“控权”和“控钱”——“控权”，是防止权力滥用，使各级公权部门有所畏惧，不敢在三公消费面前恣意乱为；“控钱”，就是监控公权部门的所有资金，除预算外资金外，所有资金回收财政。如此，一些公权部门即便想滥用资金搞“三公消费”，恐怕也会因为“差钱”而嗟叹不已。如此，三公经费才会回归合理和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