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减少了345万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相当长时期以来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2030年以前，会稳步、逐步有所减少。
中国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尚存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的趋势，将会是中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新问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日前在上海发表演讲时称，借助户籍制度的改革，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这对我们要展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会带来什么影响？
蔡昉：2010年已经出现第二个中国经济转折点，也就是人口红利消失。如果过去依靠人口红利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很显然在这之后中国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而且不是平缓下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可以估算出，“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到7.2%。“十三五”还会继续下降，降到只有6.1%。这应该说是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直接相关的。
我们不能超越潜在增长率，但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首先要提高劳动参与度。我们做了一个模拟，2011
年~2020年，劳动参与率如果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使得这一时期的平均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应该还是很显著的。但是延长退休年龄这条路对中国来说走不通，中国60岁左右的人受教育年限是6年，是不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
因此，提高劳动参与率应该转向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日报：我们此前的城镇化，一直被批评为不完整的，或者是低效率的，从劳动力的角度来讲，此前的城镇化，缺失了什么？
蔡昉：目前的城镇化是不完整的城镇化，有四个城镇化应该履行的功能还没有做到。第一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第二是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第三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第四是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发展方式。
其实，城市居民或者城市劳动者被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的比例也不是100%，但是如果把农民工跟他们进行比较的话，会发现农民工被覆盖的程度就更低。农民工处于这种状态是制度性的，因为他没有本地的户籍身份。
农民工是未来劳动力供给的唯一来源。从全国来看，在城镇全部就业人口的总量中，本地人就业大概2/3，1/3已经是农民工了。我们能不能设想现在劳动力的1/3一下子没了？没法想象。
从增量看，2011年新增的城镇劳动力就业，农民工已经占到2/3以上。因此，今天城镇就业的主体已经就是农民工了，没有农民工就没有劳动力市场上庞大的就业人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考虑劳动力市场，考虑社会保障的时候，不能眼睛里没有农民工。
农民工确实在面临着潜在劳动力市场风险、潜在的社会风险。可以预见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减慢，但是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从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再转向更加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型、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对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新的要求。
目前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6年，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平均需要的受教育年限是9.1年，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需要9.6年，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需要10.4年，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需要13.3年，农民工目前的技能显然不胜任。
过去20年，中国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每10年平均才能增长1.3年。因此，如果未来产业结构调整非常快，我担心的是未来农民工大概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就遭遇当年40、50人员的就业困难。
另外，我们做过测算发现中国年度自然失业率是稳定的，有波动的是周期性失业率。农民工承受了全部的周期性失业，这是中国特有的劳动力现象。比如说宏观经济不景气了，农民工返乡，当经济恢复了，创造出新的岗位，农民工也可以回来，这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脆弱性，也就是说农民工几乎成为唯一承受宏观经济波动的群体。
我们过去希望农民工有来有去，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使得我们过去设想的候鸟式的劳动力流动模式已经改变，变成了一个单向流动模式，不可能回去了。
因为他们成为城镇的主体，如果他们面临各种风险，其实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社会潜在地具有这样的社会风险。
日报：如果我们提高农民工的参与率，有多大的劳动力增量空间？
蔡昉：2011年有2.5亿农民工，其中1.6亿是离开农业又外出的，还有9000多万是没有离开本乡镇的，这些人中40岁以上的占了60%多。但是真正转移到城市来的这些农民工，40岁以上的只有18%。
这个巨大差别意味着什么呢？城市没有给他们户口和基本公共服务，很多农民工到40岁左右就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因此解决他们的问题就提高了劳动参与率，从而提高了劳动力供给，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我们还有没有剩余劳动力？还有没有可能让它继续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总的来说还是有的，中国务农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比重大概百分之二十几，仍然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
目前来看，当我们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想要劳动力转移，必须提高工资。但是我们工资提高速度已经很快了，如果再快的话可能带来一种休克式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个时候可以用公共政策来替代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起到和工资上涨同样的保持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也就是说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给他们户籍，这样可能会保持劳动力转移的持续性。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
日报：但是因为涉及到各方利益问题，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很难推进。
蔡昉：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到目前为止没有实质性推进，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必须提出一个改革的目标和实施的时间表，把城市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合为一体来推进。
我们建议，也许稍微保守一点，至少在2020年之前把目前近1.6亿的存量要真正变成市民，其中3000多万举家离开农村的这部分人更应该率先完成市民化。
同时，每年新增量的部分，大体上可以用五年过渡，五年之后增量部分真正变成有户籍的城市人口。这样，可以在2030年达到70%的城市化目标，这70%是户籍和居住地合一的。
讲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市长们都很担心解决一个外来人口得花多少钱，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承受的。但是农民工主要是做贡献的，目前相当多的社会保障项目都是现收现付的，农民工进来之后首先做贡献。当然，有一些项目，比如义务教育、低保，农民工已经有税收贡献，他应该享受。我认为，可以把义务教育作为中央政府的责任，既可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也可以解决长期解决不了的义务教育城乡不均衡和地区不均衡问题。
并不是所有农民工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市民，但在成为市民之前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给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责任，我想义务教育和几项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应该率先得到解决。
日报：但是每个城市状况不同，比如北上广深这类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上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要求？
蔡昉：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应该按自己的情况设计选择的标准，但是从中央角度来说，要有一个大的时间表，还要有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区分。可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来制定，但你不能说全交给城市决定，那最后什么进展都没有了。
我的意思是，可以讨论可以考虑各地不同情况，归根结底还是要动起来。
我们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主要的途径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一提高潜在增长率，第二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再一个是可以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甚至在短期内可以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