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部长苗圩昨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产能过剩本身不是坏事。只有适度过剩，才能有企业竞争。如果都是短缺，企业就没有动力。如果一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比如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5%或者70%，就值得警惕，因为这会引发企业间恶性竞争，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
　　的确，在市场经济下，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的常态就是产能过剩。恰到好处的供求平衡几乎是没可能的事情，否则我们继续搞计划经济就是了。在市场中，价格就是一个信号，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招呼所有牟利待动的企业去竞争、去供给，从供不应求发展为供过于求，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之下，企业要么在压力下出局，要么在动力下在服务和创新上破局。很多时候，充分竞争与产能过剩是纠缠在一起的，想得到充分竞争的好处，就要忍受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最后交由市场去裁定。
　　产能过剩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产能过剩，一种是中国式产能过剩。中国式的产能过剩，并非市场经济水到渠成的自然产物，而是政府驱动投资模式的伴生品。国内很多产业，产能过剩从一开始就是政府过多地介入到微观经济活动之中，从而扭曲了价格信号，也扭曲了企业的供给曲线和成本结构。如此既放大了企业超过自身能力的扩张，也放大了企业在市场莫测时的风险。一方面地方政府给钱给地给政策，各种明补暗补使劲补，让企业做大做强之心瞬间膨胀；另一方面政府的过度介入，让企业的投资者和债权人都过分相信政府的兜底。尚德之败就是一个教科书般的例子，用之管窥光伏产业的大起大落自是一窥到底。
　　在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经济体中，产能通常都不会严重过剩，因为严重过剩通常意味着大量企业要被优胜劣汰出市场，从而减少供给。但在我国，又是一个例外。地方政府出于本地GDP、财税和就业的考虑，坚决抗拒市场力量，就不让这些企业倒闭和出局，于是产能过剩就逐渐累积，最后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经济的痼疾。
　　国家对于产能过剩的调控一直就没停过，但始终不见成效。因为其调控多以行政手段为主，诸如限制市场准入、严格项目审批、先进产能等量置换落后产能，这些所谓的重拳出击在地方政府的虚与委蛇之下，往往都打在了棉花上。
　　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出路还是在政府身上。政府要管住自己闲不住的手，别动辄就投资驱动，否则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只会一直过剩下去，日趋严重。同时，政府也别自我感觉太好，一眼就断定天下产业发展之势，要引领产业发展，结果一拥而上，一哄而散，光伏就是个例子。苹果不是引领出来的，支付宝、微信也不是被规划出来的。以上所述，其实都在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范畴之内。政府有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致力于市场环境的完善，不仅包括减少企业的审批成本，也包括让扭曲的价格信号恢复到市场正常水平，让环境成本显性化。只有在市场的内生驱动之下，兼并重组也好，大浪淘沙也罢，中国式产能过剩问题才可以被消化掉。道理其实很清楚，就看政府自身的决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