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经历过2008年次贷的洗礼、2010年以来的欧债冲击之后，终于露出复苏的曙光。2012年底以来，反映世界经济走势的一些主要指标趋向好转，总体释放出比较积极的信号。
一是美国经济增长相对优势明显。美联储持续量化宽松、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改善，房地产市场复苏力度有所加大，制造业投资带动美国经济缓慢扩张。二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稍有缓和。重债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行，主权违约风险大幅下降，一些先行指标透露积极迹象，显示欧元区下滑态势或会稍有缓解。然而，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持续调整资产负债表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远未摆脱衰退。三是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重返扩张区间。2013年2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50.8%，连续3个月运行在50%以上，但环比有所回落，意味着世界经济维持弱势复苏趋势。四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从低于潜在产出水平回到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产出缺口逐步收窄。
然而，就此判断全球危机已经过去恐怕还为时尚早。世界经济既有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经济增长依然存在较大波动性，能够确保经济持续复苏的力量还比较脆弱。发达经济体方面，尽管欧债危机相比前几年稍有缓解，欧洲央行也不断依靠扩张自身资产负债表为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但并不能真正改变各国财政状况，各国偿付能力未有实质性改善。近期以来，塞浦路斯拉响债务警报、意大利大选僵局、西班牙债务前景继续恶化都意味着欧债危机远没有结束。
美国财政“去杠杆化”不可避免对增长形成拖累。美国经济未来的焦点在于债务率的削减。201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为8450亿美元，为奥巴马总统任内首次年度财政赤字降至1万亿美元之下。政府减少开支即意味着经济总需求下降，与政府开支联系紧密的军工订单、基建设施等项目将受到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局测算，美国“全面自动减持计划”计划本财年850亿美元的开支削减将造成约70万个就业岗位流失，拖累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
日本政府“新政”难以解决长期结构性顽疾。全球范围内日本政府是刺激经济最为激进的政府。安倍上台后主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同步趋向大幅宽松的“三松政策”。然而，由于长期的需求缺口、人口老龄化以及贸易逆差不断扩大，2013年日本经济继续陷入停滞的可能性依然较大。而新兴经济体方面，尽管比发达国家有增长优势，但伴随着自身经济潜在增长率下滑，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短板也日益凸显，内生增长较为乏力，结构转型将面临非常大的困境。
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持续，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我们必须对危机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充分估计，做好中长期风险防控的机制和政策准备。
首先，面对更加复杂的全球货币和贸易环境，中国需要系统应对，多管齐下：一是加快推动人民币成为弹性货币。人民币目前接近于均衡汇率水平，人民币双向波动的特征已然出现。应参考短期均衡汇率和篮子汇率，通过扩大人民币汇率日交易波幅以及明确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加权汇率波幅上下限，真正使人民币变成弹性货币。二是加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提高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比重。未来须加快香港、新加坡和伦敦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的发展，推动人民币国际支付金额大幅增加，打通人民币资本国际国内循环。三是促进资源类企业“走出去”，在融资、经营和股权等多层次与境外上游资源类实业实现战略合作，控制关键资源，锁定市场风险，在矿业、农业等部门打破国际产业巨头垄断战略资源的局面，进而提高资本定价权。
其次，中国必须建立成本优势之外的新竞争优势，不断开拓高价值领域。按照世贸组织的统计，201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位居全球第二，仅比美国少156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稳出口”也是金融危机以来外贸政策的核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货币和汇率政策。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出口已经很难用价格竞争换取市场优势，因而货币贬值能够换取的贸易利益会很有限，单纯依靠低成本优势建立起来的国家比较优势已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必须建立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需要使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大幅度提高对前沿性、战略性、原创性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投资，鼓励跨区域的合并重组，推动企业尽快实现结构升级，以便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和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
第三，全球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深度调整，中国亟待建立中长期风险防范机制。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以及全球长期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随着全球经济开始长期深度调整，政策因素将引导全球经济未来的走向，并可能造成新的风险。当前，美联储正在临近货币政策转向的拐点，一旦美国开始实施退出战略，势必推动美元中长期走强，将对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向以及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显著而深远的影响，给中国经济金融运行、本币稳定以及资产价格带来系统性风险，决策当局亟待加强风险防范的前瞻性研究，并在重点领域做好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