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佩克特雷姆集团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剔除房产以外的家庭财富超过百万美元的人士达到近900万，超过2011年的860万。与这份报告前后发布的2013年度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则指出，过去十年间，美国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停滞。两份报告的鲜明反差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抽象的经济增长背后，美国社会因财富分配不均加剧而出现分层化。
在美国，衡量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状况的基尼系数达到约0.48，多年来运行在0.4的国际警戒线之上。造成这种局面有几大推手。
首先，上市潮和高管激励机制中的缺陷在助推泡沫和投机文化。企业上市潮和普遍执行的股权激励计划造就了一大批百万富翁高管，三十年前，美国很多企业的高管年薪和基层员工相差至多十倍，如今这一收入差距已超百倍，这是造成社会分层的量化特征。此外，公司季报、财经媒体的紧追不舍使得公司高管重视拉抬短期股价而忽略长期经营的稳健性，股权奖励计划中的缺陷使得高管追逐风险而忽视委托人利益，这种逐利文化成为社会分层的质的标尺。
其次，美国当前的税制偏袒富有的投资人士，股息等投资性收入和劳动性工资收入遭到区别对待。尽管二十年来美国富人个人收入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增至39.6%，但是资本利得税依旧维持在15%的低位未变，大量高管和投资人士的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工资收入，而是来自投资性收入，这造成了巴菲特一族实际缴纳的个税税率低于他不炒股的办公室保洁工。
第三，全球化的贸易流、物流使得美国普通工薪阶层可以享用韩国产的液晶电视、日本产的相机和中国产的登山靴，过上舒适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但是，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时薪约为30美元左右的美国制造业工人的竞争力显然不强，制造业岗位逐渐外流，这进一步倒逼美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贸易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受益最大的是贸易部门的企业主而非雇员。尽管近三年来，能源等行业发展促使约50万个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但从大趋势上看，与美国制造业达到顶峰的1979年相比，当前的制造业岗位仅有1200万个，年均流失超过23万个。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就不难想象“汽车之都”底特律市人口急剧下降并陷入破产境地，大量为底特律提供零部件生产的小城镇也难现昔日荣光，昔日辉煌的北部老工业基地成为“锈带”，Zappo打火机厂等企业在裁员中挣扎生存。很多制造业工人转行干起了时薪仅有20美元的装修工或是时薪只有10美元的洗碗工。
最后，发达国家央行频繁使用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在加剧社会财富失衡。全球各大央行已经连续四五年“开闸放水”。由于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低于三十年来的历史平均水平，因而实体经济缺乏足够多的放贷机会，再加上次贷危机后银行收紧放贷标准，相当多的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资本市场打转。诚然，提高股市的财富效应以刺激民众消费信心也是美联储政策的应有之义，但是这种财富效应显然倾向于富豪阶层，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的研究发现，在2010年，最富有的1%美国人占有美国家庭所拥有股票总额的35%。而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拥有了私家游艇的这部分富豪，他们的消费支出对经济拉动的边际效力远低于“月光族”工薪阶层，这也成为美国经济主引擎消费增长不够强劲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