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大学卢卡斯教授在理性预期与自然产出增长率假说基础上，研究了总需求变动（以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作为代理变量）对实际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将货币供应量的经济效应划分为产出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卢卡斯将实际产出水平分解为两个部分：长期趋势成分和周期波动成分。上一期的产出波动和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影响当期的产出波动，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当期和滞后一期以及实际产出的滞后一期影响当期的通货膨胀率，其中前两者的影响系数之和为1。
　　笔者参考卢卡斯模型，对我国1978-2010年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迁，研究中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断点检验，发现实际产出波动在1991年存在断点，这和我国当时的经济背景吻合。同卢卡斯的结论相比，1978-1990年我国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十分显著，超过学界常常援引的“货币中性典型国家”（比如1951-1967年的阿根廷、巴拉圭）的货币政策表现。1991年之后，货币供给的通货膨胀效应上升，产出效应相应下降，但仍接近1/4的水平。根据分析，我国目前的货币供给仍能产生产出效应，其通胀效应尚处于合理的区间范围内，但需要高度关注未来走势。
　　虽然我国通胀效应处于可控范围内，然而通胀效应的增长趋势仍然值得高度关注，同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还面临来自于国内外的通胀风险，应该提高警惕。
　　从国际上来看，我国面临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国际大宗商品投资对冲美元贬值从而导致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扬。以国际油价为例，2007年底以来，国际油价一路飙升，原油价格的上涨引发了对替代能源的需求，使得乙醇和生物柴油的需求量大幅度提升，玉米、大豆等原材料的价格产生了巨大的增长，从而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连锁反应，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的风险。
　　从国内方面看，我国一方面面临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压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大规模开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投资过热的现状，所带来的需求扩张为通胀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市场流动性过剩也加剧了通胀风险。随着人民币升值，国外资本大量流入中国，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截至2012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31万亿美元，央行为对冲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另外，随着国内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生产的成本和城镇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在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的国际形势下，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成为长期趋势。
　　针对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有必要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通货膨胀效应已得到验证，而且1991年以来通货膨胀效应进一步上升，由0.64上升到了0.74，接近临界危险水平。虽然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的通货膨胀效应在合理区间内，但如果任由其发展，可能会出现类似于阿根廷和巴拉圭的现象，由此应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规模，充分发挥其产出效应，弱化通货膨胀效应。
　　笔者认为，管理好货币之外还需要进行如下政策配合：严格控制金融资源投向房地产的规模。金融资源进一步流向房地产将使得实体部门生产特别是创新活动所需金融资源得不到改善，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得不到改进，劳动要素的回报得不到整体提升，进而总需求不足，导致失业加大而形成滞涨。
　　加强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力度。为应对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升的成本拉动型通胀压力，应该加强对农业的干预，特别是通过农产品价格干预和数量干预手段增加农民的收入的同时稳定农产品价格。
　　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越难以抵御通货膨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风险。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会促使社会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低收入者将钱存入银行，被借给高收入者进行投资，通货膨胀将使得贫富差距拉大。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之时，确保低收入群体不被征收“通货膨胀税”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