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17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新任总理李克强29次提及“改革”，改革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红利，也是本届政府带动中国经济再次起飞的核心动力。
　　如何让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
　　关于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李总理将其归结为三个因素：“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和“创新的活力”，而这三个因素中最为根本的是“改革红利”。唯有推进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内需潜力和创新活力。
　　首先，“内需”有多大潜力一半取决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半取决于对医疗卫生、养老方面支出的预期，前者和收入分配制度紧密相关，后者和社会保障体系紧密相关，只有加大力度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险保障制度，在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同时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入，提高民众的安全感，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内需潜力。其次，一个社会的创新活力一方面涉及科技转化生产力的可能性和效率，这其中产权制度（包括知识产权）是关键，另一方面涉及小企业的成长环境，其中，税收和融资制度直接影响小企业的存活率和民间企业的生命力。
　　至于推动以“促进社会公正”和“改善民生”为宗旨的城镇化，更需要政府财税制度的改革。
　　从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城镇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自然形成的城镇化，即“城兴于市”；另一种则是依靠政府推动的城镇化，其本质是以行政力量和公共财政资源来缩小城乡差别，实现村民和市民在社会公共福利方面的均等化。
　　中国政府目前所推动的城镇化是通过缩小城乡差距来促进社会公平，城镇化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户口问题，而是在于解决农民工户口的同时是否能给予其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社会福利保障，更进一步说，中国的城镇化不仅仅是解决2.6亿居住在城里的非户籍人口的社保福利问题，更要解决目前仍然居住在乡村的5亿多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保障“农业现代化”不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医疗卫生、教育、养老金及其他社保累计支出4.5万亿元，共覆盖4.5亿城市人口。根据城镇化方针，如果要把2.6亿农民工包括在内，至少还需要增加2万亿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农民工问题和全员社保、农业现代化是一揽子工程。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数量增长与农村社保普及密切相关。如果要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财政支出至少要增加1万亿~2万亿。十八大提出的城镇化目标对政府的财政能力是个重大考验。
　　因此，“城镇化”能否实现？关键看政府是否能够拿出足够的公共财政资源来支持发展农村的各项基础建设以及非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而政府在未来几年有多少财政资源用于民生直接取决于财政预算制度的改革。
　　“削减政府行政开支”不是靠公务员的觉悟，而是靠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制度。财税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实现城镇化蓝图的基本保障。
　　此外，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也是要靠金融体系的制度改革，金融体系市场化的核心要义是自由定价、自由交易以及对各种侵权行为的法律约束。“保护中小投资合法权益”应该是一个行政干预逐渐淡出而法律约束日益强化的过程。
　　资本市场既是投资渠道，又是融资渠道，中国的资本市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妥当解决投融资者的利益平衡是根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诞生至今，中国股市的功能定位过于偏向融资而缺乏对投资者权益的合法保护，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违规违法成本过低，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宗旨没有通过完善的立法和严格的惩戒措施体现在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尤其是在立法层面，投资者保护条款亟待充实和细化。
　　因此，要让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直接融资在投融资体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建立投资者诉讼法则，用法律手段约束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
　　综上所述，无论是发展经济、推动城镇化，还是发展资本市场都涉及制度改革问题，“改革”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基。所以，2013年，或许是中国新一轮制度改革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