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一段时期是中国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据对比分析，中国具有东亚发展模式的特点，未来增长路径或与东亚成功转型经济体经验接近。从中国自身特点看，未来仍具有区域梯次发展空间、城镇化进程加快、消费潜力巨大等有利条件，可支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据此判断，中国经济将在2012-2020年期间进入中速增长期。中国经济保持平稳成长，为商业银行带来巨大机遇。但随着经济增速回落到中速区间，商业银行将面临成长速度放缓、盈利能力下降、资产质量管理形势严峻等挑战。
1.欧美主要经济体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实现平稳增长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大力拓展世界市场，应用新技术成果发展新兴工业，始终处于全球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前沿。如美国除去战争和经济大萧条期间，其GDP增速在1930-1959年均增长6.03%，1960-2010年均增长3.16%；法国从1961-1974年平均5.5%的增长速度保持了14年；德国近30年GDP年均增长2.04%。上述国家人均GDP由不足3000美元快速增长到30000美元以上，实现长期持续平稳增长。
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其在经济起飞阶段一般要经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基本完成，其经济增速逐步回落，但仍能保持相对平稳增长。发展过程中，科技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企业迅猛发展；二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三是经济增长方式高度集约化；四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迅猛；五是政府的调节和干预力度增强。
2.部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为代表的部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具备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土地肥沃、矿产资源丰富，拥有门类较全的工业基础，劳动力成本低，曾创造了快速增长的奇迹。但在人均GDP达到2000-3000美元之后，这些国家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明显下降。1981-2000年这20年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仅为2.2%、1.7%和2.7%。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1990-2000年经济年均增长率跌至5.5%、1.6%。
上述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长期僵化的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对产业过度保护使国内产业缺乏创新动力，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其次，进口的减少反过来导致出口的减少，还使得国际收支平衡具有内在脆弱性，影响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第三，当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又盲目地放开国内市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冲击其原有比较优势。战略转型的失误使得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经济社会长期陷入停滞。第四，土地制度改革滞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困农村涌入城市地区聚集，形成了“贫困的城镇化”，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3.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成功转型
二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东亚经济体迅速崛起，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下台阶，但仍保持了中低速增长，稳步跻身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从东亚成功转型经济体的经验看，其发展模式经历了从投资和出口为主的传统增长方式向服务和创新驱动为主、以内需主导为支撑的增长方式转型的成功历程。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遵循轻工业（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三个发展阶段，这与英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一致的。
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这些经济体成功转型的经验在于：一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推行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大力促进外国资本的引进与利用。并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能够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走国内外协调发展的道路。二是抓住新技术发展浪潮，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积极推动企业创新。三是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培育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提升服务业比重。四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必要的、灵活有效的干预，注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五是注重人力资本培养和优化。通过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优质的人力资本，为经济增长奠定了重要基础。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保持10%左右，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模式具有东亚模式的基本成功经验，同时也具备自身鲜明特点：
（1）在发展战略上选择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加大外国资本的引进和利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大背景下，中国凭借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以及矿产资源，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承接欧美、日本等大规模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长为世界最大出口国、最大制造国。
（2）积极推进和使用新技术，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趋于优化。
从历史经验看，成功转型经济体都是遵循轻工业到重化工业，然后转向科技创新、知识资本为主要推动力，以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产业结构也基本符合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呈现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规模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比重稳步趋升的特点。
从工业化进程来看，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致相当于1950年代的美国、197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韩国水平。中国已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交通、运输、通信设施日益发达，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基础设施条件。同时，中国制造业快速成长，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工业生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不断增强。
从城镇化进程来看，伴随着经济总量扩大和经济结构调整，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1978-1995年，中国城镇化率由17.92%提高到29.01%，年均增幅0.64个百分点。2001-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由4.8亿人增加到6.09亿人，增加了1.21亿人；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6个百分点，较1978-1995年高出0.52个百分点。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1.27%，首次突破50%。
（3）经济增长的质量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基本形成。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即不放弃以公有制为主体，又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体制转轨策略上不搞“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改革与转型的渐进性质，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平稳过渡。
（4）充足的人力资本供给和普及基础教育。
与日、韩等国家相比，中国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为发展带来更为可观的“人口红利”。同时，中国政府大力普及基础教育，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9年中国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2.4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5年；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人数达到983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
2.中国正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为工业化的过程。从中国工业化进程来看，根据国际上经济学家对工业化进程的划分标准，以及国内学者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系统性研究，“十一五”期间中国已基本完成工业化中期阶段，“十二五”中国将进入工业化后期。
与美、日、韩相比，中国工业化进程表现出机械化、电子化以及信息化同步进行；重工业发展程度更深；显著的加速和超越等优势特征。但是，中国同样面临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加快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压力。
（1）劳动密集型行业仍占据中国工业的主体
“十一五”以来，受全球经济危机等影响，中国在“十五”期间已初显端倪的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受到阻滞。2010年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值和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较2005年上升3.52和18.56个百分点，达到66.74%和70.29%。工业要素结构的变化表明，中国发展仍然过于依赖外部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比较优势。
（2）工业化进程过于依赖投资推动
伴随着中国重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政府主导型的投资拉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2001-2011年十年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同比增速均值达到28%左右，投资率占GDP比重上升了13.9个百分点，2011年达到49.2%，为世界最高水平。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维持在50%左右，2009年甚至达到91.3%，而日韩在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均低于40%，美国则长期维持在10%左右。
（3）区域结构不平衡中凸现新变化
中国工业化进程区域发展十分不平衡。东部整体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并即将进入后半阶段；中部、西部则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其中有个别省份仅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但“十五”以来，尽管东部地区在总量上仍然优势明显，中、西部却在以更高的增速追赶。2004-2011年，中、西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6%和16.4%，分别比东部高2和1.8个百分点。
（4）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2010年中国的两率比值（即城镇化率/工业化率=51.3%/46.8%）仅为1.09，而全球的平均比值为1.95(50.9%/26.1%)，说明中国工业化推进的城镇化率的提升远远不及全球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更为明显，中国当前50%左右的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化水平，且这一指标还包括在城乡两栖流动的农民工大约1.8-2.1亿左右。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大部分流动人口还处于半城镇化状态。
（5）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当前，中国工业既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又面临着产业升级的挑战。虽然近年第三产业高速发展，但占比仍明显偏低：2011年占GDP比重为43.1%，而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已分别超过50%和70%。同时，以高资源消耗和低要素成本的扩张难以为继：以钢铁行业为例，2010年中国粗钢产量为6亿吨以上，但行业销售收入利润已从2004年的8.1%下降到2011年的2.6%。而新能源、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新兴行业培育尚待时日。在发达国家再造制造业和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战略转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任务十分艰巨。
1.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缓慢下降趋势
从长周期来看，以2008年次贷危机为分水岭，全球经济正处在新技术和新产业寻求突破的时期，新的技术周期尚在孕育之中。从中周期来看，过去33年中国已完成经济起飞阶段的必要积累，未来18年将处于完成工业化阶段的重要转型期。从短周期来看，中国正处于经济刺激计划拉动作用减弱的时期。多重周期力量交织，未来中国经济将如何发展？
（1）资源环境约束明显，传统粗放式扩张模式不可持续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增长模式，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所造成的成本已经接近GDP的10%。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可用耕地面积已接近18亿亩红线；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全国有60%的城市供水不足，年均缺水量超过500亿立方米；中国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分之一，但消耗量却排在世界前列。分析表明，在现有的增长模式下，仍要保持GDP高速增长难度较大；而逐步放缓到7%左右的增长，则可有效减轻资源供给的压力。
（2）人口红利逐步减弱
一是人口总量仍将持续增长，但劳动力比重缓慢下降。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002年以来首次下降，以及近年来东部地区出现民工荒及工资成本上涨，预示着“刘易斯第一拐点”可能已经来临。我们认为，中国人口总量仍将缓慢增长，可能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14亿人左右）。中国劳动力总量（15-60岁）则在2012-2015年达到峰值（9.5亿人左右），之后缓慢下降，到2030年仍能维持在9亿人左右。预计劳动力与总人口之比将由71%下降到64%左右。
二是中国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11年，中国第一产业（农业）人员就业比重为34.8%，远低于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时10%左右的水平。以10%计算，若中国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保持9亿人，则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只应在9000万人左右。若假设不发生劳动力转移，按劳动年龄同步增长计算，到203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将在3.1亿左右（2011年为2.7亿），至此到2030年以前中国预计将向城镇转移2.2亿左右劳动人口。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发展条件仍然较好。
三是中国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与城镇相比差距巨大，距离“刘易斯第二拐点”仍将有较长时期。从劳动生产率水平看，据中科院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报告，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7%，约为发达国家的2%。1960年以来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倍，2008年工农业相差11倍，工农业的剪刀差在扩大。从人均收入水平看，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13:1。再以目前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来看，发达国家每千人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30个左右，而中国只有12个左右。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企业数及提供的就业机会仍会增长。因此，中国人口红利仍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存在。
四是中国人口同时面临迅速老龄化的新矛盾。按照中国现有的人口结构与政策，预计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18%左右，到2030年可能接近27%，接近法国、日本等国目前水平。中国总人口抚养比将出现拐点，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中国将面临“未富先老”的困境。
（3）制度改革面临瓶颈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深刻的制度变革，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动力。但是，近年来中国制度改革有所放缓，市场化进程面临瓶颈，尤其是要素价格长期实行管制：中国的土地征收和转让价格不是市场化的，利益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对能源和资源价格的管制客观上加剧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对工业生产、资源垄断部门和出口（国外消费者）形成隐性补贴；政府对部分要素价格管制的同时，对公用事业产品、环保和安全的成本定价明显缺位，这种缺位使得企业追逐商业利益进而抬高社会成本。要素价格扭曲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错配、结构失衡，腐败和寻租现象产生。
（4）技术进步作用有待提升
从现状来看，中国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存在核心技术掌握不够、研发投入水平偏低、国际合作渠道不畅等瓶颈制约。据国研中心统计，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为26.2%，与美国、日本相比分别低23、22个百分点，尤其是在通讯设备、电子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领域，增加值率仅22%，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展望未来，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转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的话，那么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十二五”放缓，在“十三五”末期明显下台阶，降幅大致在30%左右。而工业化后期主要发展特征，同样决定了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下降趋势。
据历史经验，一国工业化后期将呈现以下主要特征：一是服务业比重逐步提高。二是工业将向深度加工阶段转化。三是接近世界技术边界产业核心工序产品比重大幅度提高。四是由大规模引进外资转向寻求外部投资。经济增长将由依靠投资、依靠第二产业，转换到依靠消费、依靠第三产业拉动上来。基于第三产业的特点，资本报酬率将会逐步下降，经济潜在增长率也会下降。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速回落，已经开始体现出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
2.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
（1）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了部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水平
从时间窗口来看，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远超拉美国家在人均3000-4000美元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水平。除非出现重大动荡或国内经济金融危机，中国落入拉美和类拉美国家曾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预计到2020年，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将会达到11000美元，跨越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标准。
（2）中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逆。2002-2011年十年间，欧、美、日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分别由3.9%、3.2%、9.6%提升至8.7%、7%、19.7%。同期，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巴西、南非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分别由6.8%、4.2%、1.7%提升至7.1%、17.3%、12.1%。中国正逐步打破国内地理、社会和制度各方面的制约，深化产业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保障主导产业获得规模经济等方面取得突破，以进一步在全球化红利中受益，为顺利完成工业化奠定基础。
第二，中国具有巨大的区域梯次发展空间，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就人口、资源和土地面积而言，中国31个省份大体可与国际上中等规模国家接近，且各省之间资源禀赋、发达程度等各不相同，在客观上形成了要素供给和产业发展中的互补性，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和可持续性。
未来18年，中国东部地区将从原来的产业融合逐渐向资本、信息和人力资源全面融合方向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有可能成为全球若干重要的经济增长核心区之一；中部地区总体进入一个发展速度加快、规模增大和结构趋优的阶段，可能形成除省会城市外的多个经济中心、一批中等城市快速发展格局；西部、东北地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明显提高，并利用与东北亚、东南亚、中亚等多个国家边境相连的优势，逐步形成若干个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中西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的设备投资等都将带动机器制造业和材料工业的发展，由投资带动的市场需求将快速扩大。
第三，中国消费结构继续升级演变，逐渐成为扩内需主导力量。一是目前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还较低，消费结构升级逐步推进。二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逐步缩小，这对消费增长将形成积极支持。三是从消费的生命周期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当前注重家庭积累的一代人届时将进入积极使用其积累的时期。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认为中国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增长的速率都将很快。
第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推动力。据相关机构测算，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以上。按照这种发展趋势，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有望达到9.8亿左右。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通过劳动力的转移，缓解劳动力总量下降对经济增长带来的限制。二是城镇化对社会需求的拉动。如果到2030年前实现2.2亿劳动人口的城镇化，那么意味着将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三是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产业结构升级0.49个百分点。城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引擎。
3.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
综上所述，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具备东亚模式的鲜明特征，未来增长路径将与东亚成功转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据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定量分析，并结合资源环境约束、工业化后期发展特征等定性考虑，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缓慢下降趋势；从中国经济体自身特点分析，未来仍具备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逆、具有区域梯次发展空间、城镇化进程加快、消费潜力巨大等有利条件，可支持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和平发展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将增长将由高速转向中速，预计在2012年-2020年期间GDP增速回落到7%左右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