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十年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改革历程及因果关系，在央行副行长刘士余日前的一次演讲中一览无余。确实，如果以2003年为起点，整个商业银行系统在宏观层面完成了“起沉疴、去痼疾”的历史使命。但是，正如刘士余所言，银行改革的未尽之处，就是微观层面的股东结构依然有待完善。未来十年，如果考虑到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问题，国有资本保持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如此之高的占比实际意义并不大。
　　此言不虚。翻阅四大行股东比例数据可知，国有股东占比最低的建设银行，中央汇金投资公司的持股比例达到57%，工行、中行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则在65%以上，农行前两大股东持股比例合计已经接近80%。
　　这一格局，很大程度缘于历史原因。国有大行改制启动之初，寻求合适的发起人确实不易。刘士余举例说，建设银行依据公司法寻求五个发起人之时，曾经一度非常费劲。中国银行改制之时，甚至只能以中央汇金独家发起来成立股份公司。以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国有大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之中的地位，彼时的改制当属非常举措。后来的上市进程亦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国有资本意味着国家信用。正是依托这一点，财务状况曾经一度极为窘迫的几大国有银行才得以从市场顺利引入资本和管理机制。
　　十年后的今天，国有大行面临的问题早已不是如何浴火重生，而是如何进一步提升效率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说，这一问题已经迫在眉睫。过去数年间，监管当局亦曾多方尝试，以求将国有大行独享的资金和网络资源优势与中小民营企业对接，其成效固然可观，但仍然难以称得上尽善尽美。反倒是在经营惯性推动下，政府融资平台等挥之不去的风险阴影，让市场的手心捏着一把汗。
　　在央行力推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国有大行沿用现有的组织模式，其市场空间能否依旧广阔无人能够预测。而我们观察到，股份制银行由于股东结构多元化，其迸发出来的经营活力和市场适应能力着实让人刮目相看。究其根源，微观层面上市场化改革更彻底，当是这些银行持续创新的本源所在。
　　因此，身为监管者和改革历程的见证者，刘士余的判断确实一针见血。未来国有大行能否延续这一微观层面的改革，值得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