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在温州开展金融综合改革以来,温州经济就一直聚焦在镁光灯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适逢温州经济下行、信贷风波暴露之际，试验探索、改革成效和公共预期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试点以来，当温州经济在下行周期中回稳重起的速度与社会期望值出现差异之后，舆论开始慢慢转而质疑改革的作用和有效性。有观点更是将温州经济出现的问题归咎于金融综合改革，或者将温州经济纾困无力直接归因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没有进展。
温州经济到底怎么了？为了剖析温州经济面临的困境，找出温州经济下滑的深层次原因，《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温州经济的困境
第一财经日报：“温州模式”辉煌30年之后，温州经济发展进入难以纾困的境地。在您看来，温州经济面临的困境何在？最近两年温州经济为何增长乏力？
向松祚：我觉得温州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经济增长乏力。2012年1~2月，温州经济增速首次出现负增长，去年前三季度GDP增速更是在浙江省内垫底。从2010年8月起，温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速从29%的高位回落。
实际上，温州经济下滑不是这两年才发生的。早在2003年温州经济增速就滑落到浙江省倒数第二，2004年温州经济出现1.1%的负增长。2002~2011年间温州经济增速低于浙江省平均水平，基本上就处于停滞徘徊状态。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2002~2011年，温州GDP年均增速为11.9%，平均增幅比前十年下降7.8个百分点，比杭州、宁波、青岛和厦门四个标杆城市分别多回落4、4.7、8.2和3.7个百分点，回落幅度十分明显。
日报：其实经济增速放缓的地方不仅仅是温州，温州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还在于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企业主“跑路潮”。
向松祚：你说得很对。这也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温州经济面临的困境。温州民营经济发达，对温州经济贡献也很大。据统计，2011年温州工业企业数量占比中，个体户为77%，民营工业企业为22%，国有、集体及三资企业仅占1%。
长期以来，温州民营企业杠杆率较高，其中短期负债比例偏高。除部分自有资金外，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据统计，2011年温州企业资产负债率70%以上，而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仅为58.1%。随着温州民营企业多元化扩张，大批企业跳出本业进入矿产资源、房地产、造船和金融投资等资金密集型行业。
日报：自从温州金融改革以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您如何评估这个危机对温州经济的影响？
向松祚：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表明温州金融风险正在逐步显现。一方面，由早期少数企业主出走逐步演变为民间借贷链条断裂、借贷中介倒闭的态势。个别企业主“跑路”导致企业与银行贷款担保的互保圈断裂，难以续贷。借贷危机通过互保、赊销、供应链、相互借款等链条又不断扩散和蔓延，最终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到2011年9月底，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爆发。
另一方面，随着出险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债务风险扩散，民间借贷风险逐步向银行体系传导。温州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逐月上升，不良贷款率从2011年初的0.44%上升到2012年11月末的3.43%，飙升近8倍。
温州民间借贷风波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社会诚信度下降，人与人之间信用出现问题使得社会交易成本趋向无穷大。由于市场信心尚未走出低谷，在民间借贷市场仍然萎缩的状态下，担保链、担保圈断裂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市场信心有待于稳定和恢复。
温州经济下滑的深层原因
日报：温州经济困境您谈到短期的金融风险，也谈到长期的经济停滞，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向松祚：造成温州经济困境的原因有很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导致的事业支撑缺失是其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选择生产与国有企业具有较强互补性、较低竞争性、较小体制和资本制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取得极大成功。这种产业结构演化创造了“温州模式”，也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性，在新形势下由于未能进行适应性调整，各种弊端开始显性化，最终由先发优势陷入所谓的“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产业格局与交易方式的固化。
现阶段温州产业结构以低端制造业为主，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产品生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附加价值低，平均利润只有5%左右。
温州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低的同时，其产业规模也缺乏“质”的内涵。温州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所生产的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和研发力，趋同现象非常严重。
日报：温州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向松祚：科技经费投入强度偏低是主要原因所在。据统计，2011年温州科技经费投入总额57.02亿元，占GDP比重为1.67%，在省内仅高于丽水，明显低于杭州、宁波、嘉兴和绍兴等城市，比重居浙江省第10位；研发经费投入36.80亿元，占GDP比重为1.08%，也远低于杭州、宁波、嘉兴和绍兴等城市。
由于在高端市场上形不成竞争力，温州企业长期实行“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策略，靠“量”的扩张而非“质”的提升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不仅容易引起国际贸易争端和反倾销调查，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制约企业转型升级，陷入“低价低利”恶性循环，而且也造成温州产业结构总体水平较低，经济缺乏带动力强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作为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实践者，温州经济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受外部影响也较大。
日报：温州自有资金充裕，为什么没有把钱投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上？
向松祚：温州市场竞争理念极为浓厚，每一分投资都希望能获得最优回报。在本地经济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温州的民间资本开始向全国乃至全球扩张，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大量资金外流通过价值创造振兴了资金流入地区的经济，而无助于温州本地的产业结构优化。
温州统计局调查显示：近十年温州本地现有工业企业和整体外迁企业对外累计投资额至少达1025.6亿元，相当于温州本地限额以上工业性投资的52%左右。
在资本外流的同时，本地企业并没有及时进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反而一些实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将利润甚至贷款投向房地产、煤矿等高风险行业，不仅风险隐患加大，并且加剧了温州“产业空心化”。
产业资本“脱实向虚”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助推经济泡沫。在实业收益率和虚拟经济投资收益率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大多数温州企业受资本利润诱惑，不能守住实业，纷纷以抵押贷款方式筹集资金，转而投向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这种域内贷款、域外投资方式，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经济空心化。
日报：除了产业结构问题和民间资本外溢之外，影响温州民营经济的因素还有哪些？
向松祚：温州民营经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土地、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等资源的依赖度很高，其经济增长受资源要素瓶颈制约也是较大的。
煤炭、钢铁等所需资源都依赖“进口”，温州的制造业成本比其他省市高出近15%。民间资本过多还推升土地价格，此外劳动力成本高、人力资本匮乏也是原因。温州高学历人才比重相对偏低，科技人员更是偏少。据统计，2011年末，温州拥有科技人员4.86万人，居浙江省末位。
还需要强调的是，温州经济以民营企业为主，基本上以家族式经营为主。家族企业缺乏现代合作精神。温州实体企业规模较小，中小企业家族理念根深蒂固，缺乏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更偏重于个人奋斗，在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大都采取独立经营的形式。这不利于企业成本的降低，阻碍了产业组织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企业发展前景受限，最终导致许多温州企业固守低端产业，各自为战。
怎样重振温州经济
日报：综合来看，温州经济问题的病根何在？
向松祚：温州经济问题的本质是“温州模式”发展30年后，因“代际锁定”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跟不上全社会改革步伐，长期陷入粗放式增长困境，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影响下衍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在巨大的利差面前，温州的企业家没有守住实业，身陷经济泡沫而引发民间借贷风波，并将风险传导至金融领域。
日报：既然清楚病根所在，那么应该如何解决温州经济问题呢？
向松祚：关键在于打破“温州模式”的瓶颈。
第一，产业转型升级是根本出路，这是基本途径。具体举措，一是降低金融业等服务业的准入门槛，提高垄断行业的竞争水平，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流向实体经济领域，以支持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良性循环。二是加大投资，改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优化金融生态，吸引温商回归，努力打造良好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环境。三是将部分优势不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力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将科技与资本密切结合，推动科技产业化、市场化。四是加快温州的城市化步伐，解决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对外开放的相对滞后，为城市人口和产业集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文明形成打下基础。
第二，金融服务是有效辅助。就金融资源而言，浙江金融机构数量仅次于上海和北京，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风险容忍程度超过金融更为发达的上海和北京。温州应当抓住金融综合改革先行先试的有利时机，积极探索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模式，更好地引“金融之水”灌溉“实体经济之田”。
政府自身要加大投入力度，建立政策性投资机构、政策性投资引导基金、政策性担保机构，为产业调整升级提供政策性扶持。要鼓励和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份投资基金，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市场化。政府还要引导金融机构支持适合本地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另外要拓展债券市场融资渠道，大力发展PE和VC等股权投资基金，引导浙商、温商回归投资。
第三，政府经济重振的战略规划和战略决策是关键。温州实体经济的重振不能仅靠金融支持，除了货币信贷政策外，还需要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体系的配合，单靠金融的力量远远不够。政府引导合理制定产业发展战略，适当调整内外型经济结构比重，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造，重塑市场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