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踯躅中前行的中国股市，面临更多重要改革。无论是近期监管部门推动的券商创新风暴，还是正在考虑专业型证券公司与牌照管理制度的开放，或是各界预期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养老金入市、证券法修改等，无不关系着股市的命运与前景。
　　可以看到，中国股市的资本舞台浓缩了太多的悲喜故事，在多数人眼里，股市“能赚钱”远比制度建设要重要，因此只有在股市低迷时，公众才会对改革有更迫切的要求。从监管部门角度来看，沉浸在对股市涨跌的“问责”之下，推动的改革也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当然，股市不改革也要挨骂，因为它本身存在的问题就需要改革。
　　要改革的话，无非选择市场化的制度变革，或者是行政干预和监管扩权。对于前者，监管部门或许认为，在微观企业机制普遍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要追求健全的股市，往往会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可能使得来自其他部门、地方政府的干预更加过分。对于后者，明显符合了当前整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式改革特点，即通过创新和改革，先扩大监管权力和改革主导能力，然后再慢慢培育市场，继而实现对行政主导的替代。当前的改革思路，看起来更接近后者，但这一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重视。
　　对一个健全的股市来说，完善监管不等于行政干预，监管必须与股市涨跌脱离开来。正如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证券监管部门，整天忙着调查股市犯罪和违规，很少发出其他方面的信息，更像是一个股市监察执法机构。当然，监管功能错位，不能只责怪监管部门自身，更要从市场经济改革模式中找原因。一方面，股市的法律法规建设，要从部门规章中跳出来，由立法部门和公众更多地参与；另一方面，监管部门的核心任务，要逐渐放在从股市中剔除“坏分子”上面。例如，千夫所指的“绿大地”事件未平，又出现万福生科的业绩造假，这些“坏分子”对股市的危害极其深远。再放宽点，如上市10年募集资金近300亿元，总亏损额近80亿元的“京东方”这类融资“黑洞”，是否也属于“坏分子”之列？
　　当然，在这些“坏分子”背后，时刻都隐现着地方各级政府支持或容忍的影子，因为上市与一些地方官员政绩直接相关，但潜在责任却可能由继任者和公众承担。正如新型城镇化不应是人为造出来的，资本市场建设也必须彻底改变“人为造市”思维。市场的结构、规模等，是在健全的制度环境下，由微观主体在市场中选择而逐渐形成的，不是大干快上造出来的。由此，类似“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培育上市公司”这类运动式口号，应该渐渐摒弃。要做到这些，起点就是把股市与地方各级官员政绩彻底脱钩。
　　明确了发展前提，我们还要看到，现代股市从来就不是能直接服务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场所，不能对此过度宣传和奢望。原因之一就是，股市本来即“大鳄”的游戏。如国外通常是机构投资者持有大部分市值，美国三大交易所的个体散户日均成交量仅占总体成交的10%左右。
　　相比来看，A股的机构投资者不健全，弱化了与上市公司的谈判能力，也影响了股市长期投资价值。同时，这不是说机构投资者多了，股市就好了。因为还要防止机构选择散户这“软柿子”捏，或者与上市公司隐性串谋来损害散户利益，这就是监管部门进行投资者保护所要做的事情。
　　中国股市的症结从来就不在股市自身，除了以上所说的行政干预，关键还要落到微观企业身上。一方面，对旧式城镇化的过度依赖，最终使得多数企业创新和增长能力严重落后，“矬子里面拔将军”选出的上市公司，多数也存在缺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至今也应该更加重视市场伦理，建设信用文化。在企业层面，如香港上市的郑州四维用财务造假骗倒了国际制造业巨头卡特彼勒，可见到有些企业到任何股市都会对其有破坏性影响。
　　跳出股市谈股改、莫用一种行政干预代替另外一种干预、破除股市对普通人的造富幻觉，厘清诸如此类的观念，或许股市才能恢复应有面目并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