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五条”出台备受关注，也使得持续多年的房地产调控格局更加扑朔迷离。
    回顾历史，自改革开放以来，公众对于房价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始于1993年的宏观调控主要着眼于房地产投资，伴随房价大起大落，也使得公众形成了对于调控效果的期望。
    1998年到2003年的房改，开始终结了地产“福利时代”，越来越多在体制外的人群，也更易受到房价上涨的冲击。但是直到2003年之后，房价才逐渐成为“脱缰野马”。究其原因，表面上看福利保障房减少、城市化加快、金融投机增加、成本上升等导致的供求失衡，背后则有经济发展模式、政府边界定位、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深层因素。
    客观来看，作为“衣食住行”中最重要的一环，地产在大部分国家都是支柱行业。若是从供给角度来抑制产业过热，则只能加剧供求失衡，且地方政府自身也会由于GDP考核制度而陷入矛盾。如着眼于需求，则经常会“误伤”刚需。如果是只侧重于供或求的一方而调控，或许情况会好些，但实际上相关政策经常对供求同时反向干预。
    此外，地产已成为产业关联性最高的行业之一，由于“唯增长论”的思维模式的存在，因此房地产调控也挑战重重。同时，由于地产背后牵扯了太多的利益格局，因此很多博弈与协调不可避免。其中，学界之间逐渐形成共识的是，如果不改变土地财政和开发体制，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根本症结就变不了。
    当然，仅就影响房价而言，似乎增加地产供给、遏制需求，就会相对有效一些。但是，这一过程也会造成计划的泛滥，以及地产开发中的利益被一些少数人或集团攫取。归根结底，我们认为，房地产调控要想真正有效，就要不再纠结于房价，而转向制度建设。解决地产调控迷局，或许有很多着力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条。
    一方面，从大处说，我们必须适应中国经济的平稳节奏，而新型城市化也要“以人为本”、“软件重于硬件”，跳出“征地、开发、卖房、城市扩张”的老路，认真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储备运用，必须考虑经过地方公众的听证与支持。
    另一方面，从具体模式看，通常有相机抉择和自动稳定器两种，前者往往会沦为“朝三暮四”的政策，后者则意味着摒弃行政干预价格，设计一系列机制，然后自发地对市场供求产生影响。例如：对持有一套房适度减税，二套房、三套房以上差别增税；把政策性保障住房建设上升到战略层面，符合条件人群自动享受住房福利等。制度建设，在关系到人们生活的住房方面，作用其实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