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影响，我国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绝对过剩。应该说，发达国家多已进入到后工业时期，在工业发展进程中都多次经历并缓解了“产能过剩”，从他们的解决方案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当前化解产能过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面对产能过剩问题时，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作用，但也不排斥采取管制、税收等政府干预手段，从扩大内需、贸易输出、技术创新、产业转移等多途径输出过剩产能。
第一，坚持“市场调节机制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的原则。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遇到产能过剩问题主要通过市场调节机制，政府通常发挥引导性指向性作用，少见生硬的扶植手段和过多的干预手段。欧洲的钢铁行业在面临产能过剩问题时，更多的是采用减产减员等市场行为来提振价格。日本面对需求萎缩和产能过剩的双重压力,推行“减量经营”政策,为市场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向，同时良好的市场机制使得去产能化的推进过程进展顺利。
第二，依靠扩大内需消化部分产能。有效扩大内需是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的主要思路。20世纪50年代，日本在产能过剩危机中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将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低收入者购买力作为策略的核心。该计划的实施促进了日本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1961-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0%。此外，日本劳动报酬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实现了国民经济与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的目标，形成了将近1亿人口的中产阶层。
第三，依托对外贸易输出国内部分产能。主要发达国家都把拓展海外市场作为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国的生产能力在二战时期扩大了约50%，二战后期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使得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制造业生产都是由美国进行。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以此来解决其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第四，引导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相比于其他方面，发达国家在淘汰落后、鼓励创新方面的政府干预力度较大。日本针对落后产能在20世纪60-70年代采用设备注册制度、指定准入标准、淘汰落后设备、鼓励使用节能环保设备等一系列做法。美国针对21世纪初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采取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升级方式。美国经济重心转向第三产业，工业经济也开始向信息经济转型，并引领了全球信息化革命，美国由此摆脱了传统产业升级的难题，化解了产能过剩。
第五，加快海外产业转移释放过剩产能。将产能向海外转移，加快国内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升级步伐是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的主要手段之一。日本由于本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不断将国内产业转移，以释放过剩产能。上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率仅为3%左右，20世纪90年代初提高到8%左右，而2002年达到17.1%。欧盟各国也十分重视海外工厂建设，以汽车制造为例，欧洲汽车制造商持续增加新兴国家的投入，纷纷建立汽车生产基地。欧盟汽车企业的这一措施使各汽车制造商有效化解了产能过剩问题。
在国际经济环境愈发复杂和低迷，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进入深化阶段的背景下，我国当前的需求与生产矛盾更突出，产能过剩问题更具普遍、多样、复杂性，解决起来也将更为棘手。
一是产能过剩问题更具普遍性，表现为产能过剩问题在很多行业中都存在，包括传统产业和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一方面，传统产业中钢铁、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石化、家电等都存在产能过剩。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1.6亿吨以上，水泥产能过剩超过3亿吨，而有色金属的产能利用率已由2007年的90%降至65%左右，部分行业甚至已经出现了绝对量和长期性过剩。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如光伏行业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目前，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产能占全球的60%，风电设备产能3000-3500万千瓦，而产量只有1800万千瓦，产能利用率低于60%。
二是产能过剩表现更具多样性。不同于2000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能过剩”，也不同于2003-2004年和2006年前后在经济过热下产生的“非周期性产能过剩”，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既反映出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导致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从而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如汽车行业；又有因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投融资体制改革不彻底遗留下来的“体制性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等行业；还有因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促进经济增长导致的局部产能过剩，如光伏行业。
三是产能过剩化解更具复杂性。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很大：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剧要求宏观政策保持稳定性，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要求改革力度加大形成矛盾；全国经济布局和产业规划一盘棋统筹，与市场经济要求投融资体系多元化发展形成矛盾；内需活力不足无法满足经济增长，与外围经济与贸易形势导致出口拉动模式不再适用形成矛盾。现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不是单一的，既受体制、环境、资源等普遍适用的影响因素，又受具体行业自身发展特点的影响，复杂化程度加大化解难度。
标本兼治我国产能过剩问题，须将体制改革和转型升级做得更细更透，做好打一个具有战略高度的、系统的持久战的准备。
首先，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引导企业主动调结构，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有前景的新兴行业。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创造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完善监控和考核体系，对重点行业的产能过剩进行动态监控，把反映能源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程度、社会全面发展情况的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其次，继续实施扩大内需政策。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加快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缩小垄断行业与其它行业人员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切实提高低收入者购买力。大力发展信息消费，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根据信息消费发展的特点，以税收、补贴等手段，启动信息消费刺激计划，发挥信息消费在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中的积极作用。
再次，加快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引导和政策支持。引导、规范和保护企业的境外投资活动，鼓励投融资系统加大对企业海外投资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快传统制造业“走出去”，推动钢铁、有色、建材、石化等重化工企业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立境外重化工园区。加快对发达国家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的投资并购力度，鼓励国内企业与境外研发机构和创新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合作。
最后，大力推进淘汰落后和技术创新。强化行业准入，严格限制新增落后产能，提高产能过剩重点行业的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对高耗能、高污染、规模不经济的企业的淘汰力度。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尽快建立落后产能退出的补偿机制及其实施细则，建立激励机制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力度鼓励技术创新，重视智能技术、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进步，重点扶持高技术中小企业，鼓励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