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显示，2013年2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9893元/平方米，环比1月上涨0.83%，这是自2012年6月以来连续第九个月环比上涨。面对这样的事实，也许很多人都会抱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习一下新加坡的“组屋”制度，好让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呢？
　　但是，新加坡是一个只有700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大约为上海面积的1/9和北京面积的 1/23。一旦你选择这个国家居住，迁徙到其他城市就没有可能和必要，因为这个国家的城市是唯一的，所以一套组屋就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但中国的情形大不相同，虽然可能在自己的出生地已经拥有一套“组屋”（如山西），但可能会选择去更发达的中心城市发展（如北京），从而产生新的“组屋”需求。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同一中心城市发展的时候，不妨假定土著人口1000万，外来人口也是1000万，这时即使当地政府使出浑身解数，答案也只有两个：要么中心城市按照新加坡的逻辑，既然1000万外来人口在出生地已经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组屋”，那么就只允许1000万土著人口买“组屋”，结果虽然平抑了房价，却造成1000万外来人口的“抗议”，特别是在我国户籍管制日益放宽的今天更不可取，要么谁都可以购买“组屋”，结果房价大涨，1000万土著人口和1000万外来人口都会怨声载道。
　　这次《通知》的最大亮点并不在于二手房个人所得税要按差额的20%征税，而是各地要在一季度向社会公布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建立健全稳定房价工作的考核问责制度。这样，地方政府制定的房价目标究竟是否合理以及制定的工作目标能否完成？就都会受到中央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有效监督。
　　进一步完善房屋产权登记制度和规范户籍管理是落实好中央调控政策的关键。按照《通知》要求，住房供需矛盾突出、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城市，要从严调整限购措施。可是，如果住房产权登记部门的数据不准确，这项制度就难以推行。经警方最近证实，“房姐”龚爱爱在北京拥有41套住房及4个户口。作为一名“非当地户籍”人士，“龚爱爱”之所以可以在一个限购城市购买如此之多的房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钻了户籍管理部门和房屋产权登记部门的空子。相关部门还要抓紧全国信息共享建设，给区域限购提供可靠信息。
　　金融部门也应在落实中央政策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作用。从以往经验来看，与提高个税税率相比，提高首付比例、降低贷款成数不易造成购房成本向买房人转嫁。当然，由于相关部门已经制定了“贷一提二停三”（第一套房可以贷，第二套房提高首付和利率，第三套房不能贷）的政策，未来政策空间可能主要体现在二套房贷政策上，即对房价上涨过快城市，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可否考虑停止二套房贷款？或者在维持原来二套房贷政策条款基础上，进一步要求银行只向中小户型住房购买者提供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