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促消费的政策，短期主要集中在降低消费成本方面，如2008年以来的消费补贴政策；长期视角的则主要集中在提高居民收入上。无论是降成本的消费补贴政策，还是增能力的收入增长计划，实际上都是将消费者当作一个整体，如果将这个整体细分成不同群体，并考虑不同群体间的相互影响，我们就可得出结构性的促消费方案——通过改善收入（财富）分布促进消费增长。
　　先看收入分布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一般认为，消费增长和收入增长密切相关。收入的消费边际递减效应，通常是针对个体而言的，并且仅在短期内有效。长期而言，收入增长会带来消费档次提升，因而边际收入的消费部分不仅不会下降，甚至还可能增加；就消费者整体而言，受攀比效应影响，边际消费递减更不明显。综合而言，社会总消费需求大小更多地表现为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同步变化。
　　但人类消费行为非常复杂，收入和消费两者之间的同步变化关系会经常出现例外。一般而言，越是具有相似性，个体的消费行为（包括其他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具有相同收入和经济生活人群的消费行为有较大的一致性。
　　当社会中收入差距扩大、即基尼系数扩大时，在相同的社会平均收入增长下，富人的占据份额增加，由于富人群体本身消费的超前性，富人群体收入增长的边际消费递减效应极有可能超过消费水平的提升效应，导致全社会收入增长对总消费需求规模提升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穷人占据份额下降，意味着穷人收入增长不足，同样也会带来社会总消费需求水平增速的下降。
　　再看收入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收入增长对消费需求的不同影响，进而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必然联系，即收入增长分“好”的增长和“坏”的增长。好、坏的标准就是收入分布结构是否合理。不同的增长，导致了国民经济运行的不同后果。观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虽然不同国家表现形式和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民收入差距扩大，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这意味着，收入增长计划如果不包含有收入公平性的内容，那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无论是否实现，都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实际上，社会收入分配对诸多重大经济问题背后存在逻辑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对城市化合理性的定位。当前中国城市化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城市化是否过速。过速的经济意义是城市化速度超越工业化过多。这意味着城市中许多人口会出现就业问题。因此，由基尼系数表现的收入分布结构，对于理解很多政策的效果和观察经济长期走势，具有重要帮助。
　　中国的个人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偶尔会出现背离。从2003~2012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变化情况看，两者大部分时间是同步变化的，但2004年、2008年和2012年却是例外：2004年收入增速回落，但消费增速继续提升，2012年也是如此；2008年则是收入增长快速回落，但消费增速却快速增加。显然，2008年消费的高增长是政策强力刺激的产物，可看作是一个异动点，这种高增长不具有持续性，其后的2009年消费很快就随收入下降而下降了，即使当时的强力消费政策仍然存在。
　　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增加的2004年和2012年都是基尼系数回落的年份。有趣的是，这2年的基尼系数基本接近，2004年为0.473，2012年为0.474。我们有理由相信，0.474是有利于收入增长对中国消费需求提升的基尼系数分界点，可作为改善收入分配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