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去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大设定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由此，注定了今年的两会是不平常的。它不仅是过去的承继与交接，而且要为未来的改革奠定组织与思想基础，将改革引向纵深与宽广，自然也承载着更多的期待与希望。毕竟，经过30多年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改革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需要智慧与勇气去突破。由此，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抓住主要矛盾，选准突破口对于将改革推向纵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素质大幅提升。最近10年来国民经济延续了高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这不仅改写了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使中国跻身世界经济大国行列，也大幅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条件。这些成就令世界瞩目。
　　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具体而言，较为突出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居民收入水平与贫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两极分化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其二，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与重复投资同时并存；其三，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经济转型进展缓慢，出口产品竞争力有待提高；其四，不同经济成分之间发展不平衡，民营企业、私有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改善不足。诸如此类，严重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阻碍了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扭曲了社会公平正义，败坏了社会风气与社会和谐。
　　面对这些问题，近年来，理论工作者、经济部门工作者与政府部门官员进行了全面分析与细致检讨，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对问题存在的原因与解决办法给出了自己的思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派观点：一个是政府派观点，主张强化政府干预；另一个是市场派观点，强调加强市场机制建设。
　　在政府派看来，上述问题之所以存在，主要是政府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以致政策设计有漏洞，或者现有政策落实执行不力。而在市场派眼里，现存问题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造成的，人为干预既不能解决现有问题，还可能产生新问题。可以说，对于未来改革的路径选择，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
　　政府派的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比如在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的调节方面，政府可以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比如在产业结构转型与技术升级方面，政府可以采取更多更有效的激励政策；再比如在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方面，政府可以加大监督力度，对垄断经营进行更有效的打击等等。但不容否认的是，相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而言，上述从政府角度出发的补修举措都是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模式的拾遗补缺，无法从体制、机制的角度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以达到建立公平公正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远大目标。
　　收入差距方面，不同经济成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距非常明显，即使同一个企业，管理岗位与一线员工的差距也显示出不同寻常的不合理性。而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是造成财富分配差距主要原因。就经济转型而言，产能过剩与重复投资同时并存。有研究表明，2012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不及2008年，只相当于2007年前水平的70%。而过剩的产能主要集中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部门，这些部门比较封闭，社会力量难以介入，以致竞争性不足。再比如不同企业，尤其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不能展开充分有效的公平竞争，民营企业长期处在被抑制状态。即使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也往往是纸上谈兵，难以落实。
　　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不是政策欠缺或执行不力，而在于原有的建基于计划经济的利益关系与利益框架阻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妨碍新生力量的介入与成长。有鉴于此，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挠、引入新生力量、构筑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化市场竞争，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的固有局面。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复杂细腻的实践问题。虽然它们之间界限模糊，有关争执也一直没有停歇，但是，有一点是中外理论家与实践领袖的共识，即对于新兴转轨经济而言，强化市场机制建设是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一点，对于现今的中国，尤其具有醍醐灌顶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