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炉的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3年度报告透露，去年我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稍有提升，但与人际关系、社会参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幸福感数据有所下降。其中，社会参与幸福感仅为52.9分，较2011年下降近5分，大多数农民工对社交缺失带来的自身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下降感到失望。（《中国青年报》2月28日）
　　农民工生活水平提升、健康状况改善，乃至由此拉升了整体幸福感，这令人欣慰。从早年的扛着行李进城、居无定所，到现在的吃穿无忧、生活无虞，进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种变化是积极的。不过，农民工在人际往来、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缺失，也在客观上对其形成极大困扰，这种“孤岛式”生存难称幸福。
　　“孤岛式”生存主要体现在：其一，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的万家灯火基本上与他们没有太大关系。无论是户籍这样的刚性身份证明，还是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设施等，对他们均构成日益坚固的壁垒。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新近指出，在户籍制度上城乡之间不平等福利竟达60多种。
　　其二，进了城的农民工日常交往依然局限在同乡、同业范围内，而且出于现实生活乃至安全感的需要，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的关联越来越强化。如在北方一些城市，搞垃圾回收的往往是河南人和四川人，这些人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互通信息、互相扶持，某种程度上，等于是在城市里复制了传统农村里的那种亲戚、邻里关系。
　　农民工群体自行抱团取暖，共同应对城市这个陌生人的社会，确实可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加与外部世界博弈的筹码。不过，这样的自足之举往往将这一群体孤立了起来。农民工面对城市生活时无力参与的感觉并没有消除，城市依然近在眼前、远在天边，这也不利于构建一个机会平等、规则公平、共享互惠的公共生活。
　　更何况，基于血缘、地缘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在城市这样的汪洋大海中往往也并不总是有效。2009年3月，重庆一个打工家庭里，来自湖北的30岁母亲周传艳在床上死亡至少三天，尸体已然渗出尸水，三岁的大女儿和一岁的妹妹还躺在她的臂弯里，饿得神志不清……她们的脆弱、无助，与其“孤岛式”生存不无关系。
　　农民工进城讨生活，其初始阶段可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获得维持生活的起码条件。但是，仅仅满足于基本需求还远远不够，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更开放的公共生活，同样是农民工进城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参与感、在场感，并非如有些专家辨析的那样，仅仅属于精神层面的需求，而应该一样属于生存需求。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进城的农民工如果不能尽快融入城市，会影响农民工自身的幸福感，对于中国城市化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而言，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农民工固然要走出“孤岛”，主动攀爬“向上的台阶”，而城市管理者尤其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做好服务，多从制度上想想办法，切实推动社会流动，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