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一事，各方嘴仗打得厉害。当事主体之一深粮集团昨天发布声明：“没有让一粒不合格粮食流入市场”。其中的是是非非，真相仍有待查明。这一事件根子上的问题，还是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导致大米铬超标，继而引出后面的事情来。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日益严重，这是一个现实。去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显示，有关部门此前曾花了６年时间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结果虽然没有公布于众，但确也提出警告：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比之大气污染和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所受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如前两者。原因在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更有可视性、可感性，而土壤污染缺少直观的感受，问题的暴露也不在于一时，而是容易导致慢性问题。不过，已经反映出的问题和零星、局部的一些调查都在说明，对于防治土壤污染的重视程度，不可逊于前两者。
　　防治土壤污染，当然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大工程，既要防，也要治。那种哪怕毒害土地也要经济增长的观念，应当彻底抛弃。在努力提升土壤监管能力和预防土壤污染能力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防与治，二者须齐头并进，缺一不可。这是当前应该秉持的理念。
　　这几天，围绕土壤污染问题，除了湖南铬超标大米事件外，还有一条值得关注的消息。此前有律师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调查数据等信息，但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一时间，“国家秘密”四字，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水中，激起千层浪。
　　有学者称，土壤环境污染数据不公开，不利于公民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不利于土壤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更多人则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
　　这些质疑值得倾听。正如湖南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一事的真相有待查明一样，土壤污染信息究竟该不该向公众公开，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从大原则、大方向来看，环境信息的公开乃是大势所趋。公众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天空的污染状况，应该有基本的知情权。法律赋予了公众的这种知情权，这一点，并无疑问。知情权往往也与更好的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
　　当然，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环境信息，明确规定不予公开。只是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环境信息涉及国家秘密，此办法没有更深入的条文。由此，在是否应当公开土壤污染事故没有明确规定的条件下，裁量权主要落在了环保部门的手中。
　　在我们看来，的确有一部分土壤污染信息不宜公开。比如，有些土壤污染并非一般性的工业、农业活动导致，可能与国防建设有关，此类信息自然不宜公开。但需要指出的是，部分污染信息不宜公开，不等于所有的土壤污染信息都不能公开；部分信息可能涉及“国家秘密”，不等于所有土壤污染信息都因此成为“国家秘密”——倘若说农民使用农药造成的土壤污染也是“国家秘密”，那么这样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能说服人的。
　　将适宜公开的土壤污染信息及时向公众公开，这似乎是一个折中的办法，但其实也是一个尊重现有法律法规的自然结果。假如环保部门是怕一些土壤污染信息的公开引起公众的担心，则此类顾虑不能成为合法的理由。10年前“非典”等信息从遮遮掩掩最终走向公开，正是此理。该公开的信息须公开，才是从大局出发、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做法，也才是真正的人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