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仍有不少分析人士从微观数据和微观经济层面出发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触底回升，但是从各种宏观数据看，中国经济似乎已经探底并企稳回升。目前，对中国经济近期增长趋势的判断主要有3种主流观点，即维持一段时间低速增长后回升的“U”型增长态势、短期内回升的“V”型增长态势以及维持较长时期低速增长的“L”型增长态势。无论各方怎么研判中国经济走势，始终绕不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风险的话题。分析人士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侧重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等方面的规模增减和结构优化，争论点聚焦在重启经济增长动力的可能性、方式和路径上。积极派认为，中国仍然能够形成挖掘高速经济增长潜力的10年-20年黄金期；消极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维持较长时期的低速增长。无论是高速还是低速，也不管是高质量还是低质量，中国经济在增长过程中将面临各种风险。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风险大于短期风险，未来的宏观调控重点应该在稳增长的前提下构建和完善应对中长期风险的长效机制。
外部经济环境仍存继续恶化的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蔓延，全球经济失衡仍在持续。首先，欧债危机阴影挥之不去，仍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性。虽然2012年10月份的欧盟峰会就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法律框架达成一致，在此之前，欧元区财长会议正式决定启用5000亿欧元的欧洲永久性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但仍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也难以提振市场对欧盟经济区的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10月份的《全球经济展望》下调了对欧盟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期，分别降至0.4%和0.2%。甚至有部分专家认为，欧债危机还将持续数年。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经济低迷，给中国对欧贸易的负面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其次，美国经济仍在艰难复苏，动力有所减弱，尤其是“财政悬崖”对市场具有较大抑制作用。近期，其主要经济数据多逊于预期。2013年将自动触发大规模减支和增税措施的所谓“财政悬崖”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抑制了企业投资增长和消费者支出，美国若跌入“财政悬崖”，经济将受到重创。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竞争性都很强，美国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对中国经济不利。另外，由于长期财政赤字，主要发达经济体不得不动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元区、美国和日本相继用量化宽松保持较低的借贷和还债成本，这将会导致大量投资资金流窜到新兴市场套利，造成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化，而一旦资金逃逸，将产生市场大起大落的风险。
内部新旧矛盾交织的风险
中国经济仍面临不稳定、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风险，短期经济风险很突出。首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可小视。今、明两年是一些地方政府债务还款的高峰期，由于部分地方政府财力结构单一，尤其对“土地财政”依赖性很强，债务违约风险增大。其次，新一轮银行坏债风险或已显现。据统计，由于新增贷款增长远快于违约增长，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二季度微幅降至0.9%，但中国各银行的利润增长已从前几年的平均大约30%，放缓至现在的接近10%，这表明，银行公布的数据或掩盖了银行业的坏账率。当中国央行迈开放开利率管制步伐时，银行长期将息差当作主要利润引擎的作法将不可持续。再次，“影子银行”、不规范的民间借贷与房地产等泡沫经济结合，一旦资金链断裂，中小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受到冲击后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概率变大。
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
对中国经济短期风险而言，外源性风险大于内生性风险。主要外源风险因素包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尤其是粮食价格上涨冲击，国际短期资本大举进出中国市场；如前文所言，短期的主要内生性风险包括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泡沫、银行呆坏账等。由于美国、巴西等主要粮食生产国发生自然灾害，加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限制性出口预期增强，国际粮食价格不断趋高。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欧洲金融机构将从全球其他经济体大量撤资。虽然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渐下降，但中国对外资的依赖仍然很强，撤资将会对经济造成冲击。
外部风险“树欲静而风不止”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长期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以主要发达经济体内需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时代将渐行渐远，将开始长期的深度大调整：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中的利益博弈带来了不稳定性。随着全球经济大变革、大调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日趋尖锐，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提出挑战，过去建立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格局基础上的国际治理格局已不再适应全球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承担更大、更多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变大。近年来，尤其在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守成大国式微、新兴大国崛起从另一方面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将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中国能在世界市场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经济具有不确定性，并有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如果不出现重大科技革命，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潜在生产率难以出现大的提高，亚太地区被认为是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就是例证，但同时也最具不确定性。而且，中国长期外汇占款增加和近期对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这说明有较大部分国际资本重返亚洲，加上日本债务率一直居高不下，不得不让人担忧亚太地区、尤其是亚洲再次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上双重外部风险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压力是无法真正规避的。
内部风险：改革勇气不足的风险
从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内部风险来看，在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伴随一些常见风险，如经济增长波动风险、物价波动风险、金融风险、粮食安全风险、能源安全风险，甚至还有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风险等。从另一个角度看，更令人担忧的也许是阻碍推动改革的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要推动和深化改革，很多领域已经凝聚了共识，不缺乏改革智慧，但匮乏的可能是敢于向一些利益沉淀固化已久领域“开刀”的改革勇气。要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必须营造获取社会财富的公平环境，纠正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但仍然没有摆脱一些难以解决的利益分配问题：一方面，一部分先富阶层人为制造壁垒，对后来者通过努力致富形成阻碍；另一方面，一部分实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捆绑”资源分配机构，阻碍改革前进步伐。毋庸置疑，绝对的极端仇富心理不应提倡。然而，当一个社会中拥有权利和能力的人不能获得公平机会，失去了起跑线上的平等，将不利于公平竞争，最终也不利于社会长治久安。
内部风险大于外部风险
此轮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最大冲击是延误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使得中国被迫采取大规模短期效果更明显的经济刺激政策，而这将以牺牲经济结构调整为代价。虽然中国经济与外部市场的同步性正全面提高，但由于内部制约因素很多是长期累积的基础性和结构性问题，内部的挑战和影响都会大于外部。一是仍没有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系。二是仍存在一些扭曲的经济机制，比如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供求和经济成本等。三是经济基本制度和市场体系仍需健全，比如垄断行业改革等。四是其他领域改革，比如收入分配改革的社会领域改革等。
尽管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经济近期出现的矛盾和困难表示担忧，但是我们仍宜立足当前的同时放眼长远，更多地思考制约经济转型的观念和制度因素，只有找到中长期风险源才算真正发现了风险的“穴位”。
政府职能转变不顺的风险
对中国经济中长期风险而言，可能有一些是风险的外在表现而不是风险本身；而有一些既是风险的源头也是表象。找到风险源是防范风险的关键所在。很大一部分经济风险源自政府职能定位模糊造成的政府“越位、缺位和失位”，外在表现就是政企、政资、政事和政社关系没有理顺。以政企关系为例，政府经常开具“药方”，指挥市场“干这个、干那个”，重点支持一些目前在国外发展得很好的产品和产业，而忽视了市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中国国情。政府不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孵化创新平台，深化财税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等制度改革，为企业充分竞争、提高效率服务铺平道路，就会人为地积累降低经济效率的风险。由此，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调动各种要素的积极性，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而不是政府“单干”。近期，中央政府取消和调整几百项行政审批项目，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积极信号。
地方政府盲目转型升级的风险
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在夯实体制、机制的基础上，以人为本，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非常关键。如果一味追求投资规模而不重效率，这样的经济转型升级短期似乎很好看，对长期经济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最近，笔者去某县作了一次调查，重点参观了一个再生资源开发园区。在园区中，至少有几十家厂房外挂“某某县某某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但是厂房内外却门可罗雀，既无生产设备，也无工作人员。经过与园区内少有的工作人员交流发现，大多数厂房几年内都处于闲置状态。地方政府结合本地资源优势，着力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经济，本无可厚非，但是盲目招商引资，最终演变成“圈地———骗贷款———搞房地产———吹大经济泡沫”的恶性循环，对地方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一些地方政府简单地进行所谓的转型升级，不仅短期不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而且中长期内将累积大量风险，不利于经济转型。
企业止步于创新的风险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完善内部管理的基础上，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是技术创新和各种资本积累。诚然，按照迈克尔·波特的企业竞争理论，可持续的企业竞争力与以下5个外部因素密不可分：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替代品的替代能力和行业内竞争者现在的竞争能力，但是真正推动企业长足发展的仍然是源源不断的技术革新、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目前，国内一些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将企业发展战略的重心放在争取各种政府资金支持和扶持政策上，而止步于为企业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这对提高单个企业竞争力，乃至整个产业竞争力是不利的。当然，这与政府的资金和政策遴选制度密不可分。保证支持政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对帮助提高企业创新动力也非常重要。
化解和防范中国经济风险，应以中长期风险为根本，扎实推动关键领域改革，为深化全面改革设计基本制度，同时警惕改革过程中的小概率事件。
短期内冷静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由于受多重外部因素拖累，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将保持中速运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近期，要密切关注一些经济先行指标，尤其警惕短期资本对国内市场造成的冲击。缓解短期经济下行压力，首先，仍然需要借助投资驱动，关键是通过侧重投资质量和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可将投资重点放在投资边际效率高的领域。其次，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增加可外贸的服务业比重。再次，通过财税和金融政策优惠鼓励消费升级，不断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最后，落实和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服务业发展。
中长期深化财政和金融领域改革
防范和化解中国经济中长期风险，应重点着眼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不能仅搞修修补补的改革。笔者认为，切中主要利益相关主体要害的仍然是财政和金融领域，应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问题。
今后财税改革的重点是：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推进税制改革，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
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方向是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改革重点不应放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规模上，而应着力在利率市场化基础上，完善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平稳和快速发展的长效机制，提高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程度，鼓励按照市场化的交易规则和制度安排参与市场竞争，最终为促进建立和完善契约信用关系以及多层次金融市场发展，服务实体经济。同时，坚决破除阻碍金融创新的行政审批束缚，鼓励多种市场主体在金融产品、工具、机构和模式上加大创新。较之发达国家，中国金融业在体制机制、金融机构、市场深度、人才队伍、金融创新等方面仍有较大改进空间。与发达国家保险和养老金资产占金融资产20%-30%的比重相比，中国保险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应探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逐步建立银行破产清偿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减小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向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大量借贷而无破产之虞的风险。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应改变中国人民银行的隶属关系。
改革开放优化外部经济环境
中国经济前进的动力仍然源自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对内改革转型，对外加快重新战略布局，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要提高质量，既要让人民共享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成果，又要提高资本积累质量。防范中长期风险，可以实施的最有效路径是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率。一是制度设计必须考虑激励相容。截至目前，很难找到改革不触动一部分人利益的领域。因此，要推动改革前进，与其说是要有改革的勇气，倒不如说要有敢于牺牲个体利益换取整体利益的气魄。同时，也要研究激励相容的可行性，制度设计必须是激励相容的，即所有改革参与人既能保证自己利益，也能最终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二是鼓励淘汰落后技术，通过创新财税政策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三是开拓全球竞争新领域，在极地、太空、深海和网络等新的制高点获取制胜权，尤其是在可能爆发以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相结合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四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争取主动把握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和制定权，除不丢失贸易、货币等旧的阵地外，还要在气候融资等领域争得头筹。